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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第1页）

穿皮上装的英国人——诺阿耶公爵——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

……“明天我们要去巴黎了，我离开罗马时心情是兴奋的，充满着活力。今后一切会怎样呢？能永久不变吗？天上不会没有乌云，坟墓中会不时吹出阴冷的风，送来尸体的气息，那旧时代的气息；历史的朔风是强大的，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我要为我在罗马度过的五个月感谢它。我所感受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反动的逆流不可能把它全部吹灭。”1

这是我在1848年4月底写的，当时我坐在面对科尔索大道2的窗口，望着“人民广场”，我的许多印象和许多感觉都来自那里。

我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意大利的，我不愿离开它（我不仅在那儿碰上了伟大的事件，也遇见了第一批令我深深喜爱的人们），然而我还是得走。我觉得，当共和国在巴黎诞生的时候，我不在那儿，这无异是对我的全部信念的背叛。怀疑从上面引用的几行即可看出，然而信心依然占了上风，我在契维塔办了签证手续，我望着领事馆的印心里很满意，那不是威严醒目的几个字“法兰西共和国”吗？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正因为需要签证，法兰西还不是真正的共和国！

我们坐的是邮轮。船上旅客很多，照例形形色色，有的来自亚历山大，有的来自士麦那和马耳他。船过里窝那以后，海上刮起了春天的狂风，轮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无法忍受的摇晃中向前行驶；过了两三小时，甲板上已尽是晕船的妇女，不久男子也逐渐躺倒了，只剩下一个花白头发的法国老人，一个穿皮上装、戴皮帽的从加拿大来的英国人和我。船舱内也都是晕船的人，在那里单单沉闷的空气和炎热已足以使人病倒了。夜里，我们三人把大衣和旅行毛毯铺在甲板的行李堆上，坐在那里，风在呼啸，海浪在拍打，有时还冲上了甲板的前半部分。那个英国人是我认识的：去年我从热那亚前往契维塔韦基亚时与他乘同一条船。一天只有我们两人用膳，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但用了甜点以后，也许是马尔萨拉葡萄酒的作用，他变得心情舒畅了，看到我并不想主动与他搭讪，便递了一支雪茄给我，说这是他“自己从哈瓦那带来的”。这样我与他开始了谈话，他到过南美和加利福尼亚，还说他多次打算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但在伦敦和彼得堡之间建立正常而直接的交通以前3，他不会去。

“您要上罗马？”我问他，这时离契维塔已不远。

“不知道。”他回答。

我不再作声，心想他可能觉得我的问题有些唐突，但他马上又道：

“这得看契维塔的气候是否叫我满意。那么您打算留在这儿？”

“是的。轮船要明天才开。”

那时我对英国人还很不了解，因此觉得好笑；到第二天，我在旅馆前面散步时，又遇到了他，真的忍不住笑了。他仍穿着那件皮上装，拿着公文包、望远镜和一只小梳妆盒，后面跟着一个扛了皮箱和各种物品的仆人。

“我去那不勒斯。”他走近后对我说。

“怎么，不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气候太坏了。”

我忘记讲了，在上次旅行中，他与我同一船舱，他的铺位正好在我上面；整个夜里他有三次差点把我吓死或踩死——船舱内热得透不出气，他喝了几次掺水白兰地，每次上床或下床总要踹在我身上，然后大声惊叫：

“啊……对不起……我太渴了。”

“没什么。”

因此我们这次会面时已成了老朋友；他竭力称赞我从不晕船，还请我抽哈瓦那雪茄。十分自然，过不一会儿，谈话便接触到了二月革命。英国人当然只是把欧洲的革命看作一场有趣的戏剧，一种提供引人入胜的新印象和新感觉的源泉，还谈起了新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革命4。

法国人对这些事件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五分钟后，我与他展开了争论；他回答得含糊而聪明，尽管他寸步不让，但是态度彬彬有礼。我为共和国与革命辩护。老头儿并不直接攻击它们，然而认为只有传统的国家形式才是巩固的，合乎人心的，可以满足进步的正义要求，并保持必要的稳定。

“您不能想象，”我与他开玩笑道，“您的言外之意给了我一种多么独特的乐趣。十五年来，我谈到君主政体，也像您此刻谈到共和政体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互换了角色：我保卫共和政体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您保卫正统的君主政体却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老头儿和英国人都哈哈大笑。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这是阿尔古伯爵5，他的鼻子已因《喧哗》和菲利蓬6的捉弄而永垂不朽（《喧哗》声称，他的女儿不敢出嫁，是怕把自己的大名写成：“姓某某，娘家姓阿尔古7”）。他参加了谈话，对老头子恭恭敬敬，却用有些惊异、甚至厌恶的目光看我；我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把革命口气又提高了四度。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花白头发的老人对我说，“像您这种思想方式的俄国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你们俄国人不是沙皇彻头彻尾的奴仆，便是（请恕我用这词）虚无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你们离自由的日子还远着呢。”8

我们便这么各抒己见，谈论着政治问题。

船快到马赛时，大家开始忙于整理行李，我走近老人，给了他一张名片，我说，我们在海上的风浪中进行的争论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后果，这使我很高兴。老人非常亲切地与我道别，还顺便把共和派调侃了几句，说我终于可以走近一些看他们了，然后也把他的名片给了我。这是诺阿耶公爵9，波旁王室的亲族，亨利五世10的重要顾问之一。

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讲它，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上层阶级的“公爵”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要是我们的枢密官或高等文官处在诺阿耶的位置，他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大逆不道，马上命令船长逮捕我。

1850年，一位俄国大臣11挈带家眷上了轮船，为了避免与凡夫俗子接触，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轿式马车。坐在卸下了马的马车中，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何况这是在海上，大人的玉体又比普通人大了一倍。

我们的大官僚目中无人，这根本并非出于贵族气质——贵族阶级早已蜕化变质。这是大公馆中身穿号衣、头上扑粉的仆役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异乎寻常的卑贱，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的倨傲。贵族是人，而我们的大官僚是皇上的忠实奴才——完全没有个性；他们像保罗颁发的勋章上的题词：“我们无足轻重，一切都是在你的名义下取得的”12。我们的整个教育便归结为这一点：士兵认为只因为他挂着安娜十字勋章，才不应该用棍子打他；驿站长认为只因为他是官员，旅客的巴掌才不应贴近他的面颊；官员受到侮辱，便指指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或弗拉基米尔勋章，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我是为了我的职衔！”

在马赛下船后，我遇到一大队国民自卫军正把自由女神像运往市政厅，这是一个满头鬈发、戴弗里基亚帽13的女人。这千百个武装的市民一边走，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其中也有穿罩衫的工人，他们是2月2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当然我尾随在他们后面。队伍到了市政厅，将军、市长和临时政府特派员狄摩西尼·奥利维耶14出现在门口。奥利维耶不愧名为狄摩西尼，准备当众发表演说。人群包围了他，大家自然拼命向前挤。国民自卫军要群众后退，群众不听，这惹恼了这些武装的市民，他们从肩上取下枪，转过身子，开始用枪托打前排人的脚尖，于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公民被迫后退了……

这件事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风度，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新，在那里，个人的尊严和人身不可侵犯，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崇高感情，不仅搬运工人和马车夫这样，连伸手讨钱的乞丐也不例外。在罗马尼阿15，那种粗暴作风会招来二十把刀的攻击。但法国人后退了，大概他们已有过前车之鉴吧？

这意外事故使我很不痛快，而且回到旅馆，我又在报上读到了鲁昂事件16。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诺阿耶公爵是正确的？

但是一个人希望相信的时候，他的信念是不容易根除的，还没到阿维尼翁，我已忘记了马赛的枪托和鲁昂的刺刀。

在长途马车中，一个身材粗壮、道貌岸然的天主教神父与我们坐在一起，他正当中年，外表和蔼可亲。起先他为了装装样子，拿起了祈祷书，但过不多久便想打瞌睡了，只得把它放回口袋，开始与我娓娓而谈；他的话表现了波尔罗亚耳隐修院和索邦神学院17准确典雅的语言风格，引证丰富，妙趣横生，但又无伤大雅。

确实，只有法国人才能这么聊天。德国人只会谈情说爱、传播流言蜚语、说教和咒骂。英国人喜欢热闹的盛会，因为在那里可以不必谈话……人们没有活动的余地，大家挤来挤去，谁也不认识谁；如果是小型的集会，马上会响起嘈杂的音乐和走调的歌声，还有枯燥的牌局，弄得主人和客人哪怕想谈话也比登天还难，有时偶然走到一起，已气喘吁吁，活像拉着满载货物的驳船在纤道上逆水行走的、筋疲力尽的倒霉驮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