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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二章 新制度（第1页）

因为在西班牙港没有其他事情，图尔斯太太返回阿佤克斯去了。帐篷拆掉了，几天之后，房子里的来访者也纷纷离去。毕司沃斯先生开始修复他的玫瑰花圃和睡莲水池，水塘的边缘已经塌陷，水池一片浑浊。他失魂落魄地工作着，感受着空落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图尔斯太太的家具一件也没有搬走：房子似乎就在等待改变。他对《特立尼达卫报》的工作也失去了一些乐趣。他写文章时需要和别人沟通。这人起初是伯耐特先生，后来是奥华德，现在则只有莎玛了。她很少阅读他的文章，当他大声给她朗读时，她既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好笑，而且从不发表意见。有一次，他给她看他打出来的一篇文章，她翻到最后一页，看还有没有更多，这让他恼羞成怒。“没有了，没有了，”他说，“我不想让你劳神。”

从哈奴曼大宅里传出更多的骚乱。格温德，那个殷勤的忠心耿耿的人开始不满足了，莎玛讲述了他的一些煽动不满的言辞。表面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图尔斯太太不再指挥一切，而她的影响力开始渐渐被看作一个坏脾气病人的抱怨。在她的两个儿子都安顿好之后，她似乎失去了对整个家庭的兴趣。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玫瑰房间里生病，因为想念奥华德而忧伤。至于赛斯，他仍然掌管一切，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虽然没有公开的议论，但是沙克哈表现出来的不满毫无疑问是针对他的，并引起了姐妹们对他的疑心。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赛斯已被认为不是家族的一员，而他自己孤掌难鸣，无法维持家庭的和睦，这一点当图尔斯太太不在西班牙港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因为姐妹之间发生纠葛时，他无能为力。赛斯只有在图尔斯太太的信任和维系之下，只有和她一起才能有效地统治。虽然图尔斯太太没有正式表示对他不信任，但是显然已经没那么信赖他了，赛斯甚至被当作一个外人来对待。

随后又传来赛斯查看地产的谣言。

“给妈妈买吗，你觉得呢？”毕司沃斯先生问。

莎玛说：“至少让某些人高兴。”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很快就后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圣诞节学校放假了，莎玛带孩子们回到哈奴曼大宅去。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完全成了陌生人。在看完西班牙港商店的节日装饰之后，图尔斯商店里拥挤不堪的旧皱纹纸装饰和身处黑暗窒息之中的货物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小家子气的乡下玩意，赛薇为在阿佤克斯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还把这些装饰当一回事。最后，在平安夜，商店关了门，姨父们都各自回家。赛薇、阿南德、米娜和坎姆拉找出长袜挂起来。但是他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可以去抱怨的对象。一些姐妹们偷偷地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了礼物；圣诞节早上，图尔斯太太也没有在大厅的长桌子处等着接受亲吻，孩子们互相比较自己的礼物。奥华德在英国，图尔斯太太在她的房间里，所有的姨父都不在，沙克哈和他妻子一家过节，没有人组织游戏、制造欢乐的气氛。圣诞节最后只有一顿午餐和琴塔的冰激凌，冰激凌像往年一样味同嚼蜡，波纹上带着铁锈。姐妹们闷闷不乐；孩子们争吵不休，有一些孩子甚至挨了打。

沙克哈在节礼日带着一大包进口糖果回来。他去了图尔斯太太的房间，在大厅里用了午餐，然后离开了。当毕司沃斯先生那天下午到达哈奴曼大宅的时候，发现姐妹之间议论的话题不是赛斯，而是沙克哈和他的妻子。姐妹们觉得沙克哈抛弃了她们。但是没有人责怪他。他处于妻子的控制之下，所有的错都是她的。

图尔斯姐妹和沙克哈妻子之间的关系一向不融洽。她们在哈奴曼大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习俗，结婚之后仍然和她们的母亲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姐妹们仍然看重某些印度家庭关系的传统：比如婆婆应该对媳妇严厉，妯娌之间应该彼此轻视。但是，沙克哈的妻子第一次和图尔斯家族见面的时候就举止傲慢，展现她长老会的摩登气度。她卖弄自己的教育。她毫不知羞地称自己为桃乐茜。她穿着短外套，不管这会让她显得多么淫荡和可笑：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发了福，她的裙子悬挂在她那硕大的屁股上，就像从裙撑上面垂下来一样。她声音低沉，举止夸张。有一次她脚踝骨折了，她用了一根拐棍，琴塔说那拐棍简直就是给她量身定做的。这且不算，她有时候还在她家的电影院里卖门票；这一行为除了放荡之外，简直有失体统。虽然如此，姐妹们非但没有对桃乐茜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她们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下风。她们一直说她根本不会打理房子，但令人恼火的是，她在家居摆设上很有讲究。她们说她不会生育，而她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女孩，但是这对姐妹们来说也没有胜算，因为桃乐茜的女儿们个个美若天仙。最后，姐妹们只能抱怨桃乐茜给孩子们取的印地语名字——米拉、丽拉、莱娜——过于西化。

现在老话又被重提，而为了莎玛和其他来访的姐妹们的缘故，还增添了很多新的细节。这些同一主题的闲话被翻来覆去地说着，以致那些细节变得越来越粗俗：桃乐茜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用右手做不洁净的事，在性爱上难以餍足，她的女儿们已经知道用眼睛挑逗男人。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地替沙克哈惋惜，因为他不能去剑桥大学，违反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妻子。因为赛斯的妻子派德玛在场，她们不能议论赛斯的行为。每当有人提及剑桥的时候，姐妹们的语气和神色就表明派德玛不应受到这种暗地里指责丈夫的连累，她和沙克哈一样，因为有这样一个配偶而受到大家的同情。毕司沃斯先生不禁再次惊叹于图尔斯家族的同情如此深厚。

毕司沃斯先生和桃乐茜相处很好。他被她的愉快和肆无忌惮吸引，把她看作不同于图尔斯姐妹的同盟。但是在那个炎热、安静的下午，在阿佤克斯节日的沉闷之中，大厅里摆着杂乱的家具，还有黑洞洞的阁楼和沾着煤灰的绿色墙壁，苍蝇在长桌子上太阳洒下的光斑上飞来飞去，整个大厅似乎被抛弃了，没有一丝生气。毕司沃斯先生也觉得沙克哈的缺席是一种背叛，禁不住同情起图尔斯的姐妹们来。

赛薇说：“这是我在哈奴曼大宅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变化接踵而来。波各迪斯的塔拉和阿扎德在装饰他们的新房子。在西班牙港，漆成银色的新路灯柱竖立在主干道上，据说柴油发动机的巴士将会换成电车。奥华德原来的房间被租给一对没有孩子的中年黑人夫妇。《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也是谣言四起。

在伯耐特先生的经营下，《特立尼达卫报》已经超过了《政府公报》，虽然要赶超《卫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的成功足以使得《特立尼达卫报》的拥有者对报纸的浮夸风格感到尴尬。伯耐特先生已经顶了一段时间的压力了。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但是他对此没有兴趣，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压力来自何处。有一些员工开始公开表示轻蔑，把伯耐特先生当作一个无知的人来议论。报社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伯耐特向阿根廷人请求一份副主编的工作，但他的求职信人家根本看不懂。似乎为了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伯耐特先生变得更加任性乖张。“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他说，“西班牙港的社论是不会对西班牙产生什么影响的。他们同样也无法制止希特勒。”《卫报》对战争的反响是设立了一项战士基金：在头版的一个方框里画了十二架飞机，当基金数目增长的时候，这些飞机就被填上颜色。最后，《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以大标题报道西印度人在英国的板球循环赛，当循环赛被取缔时，《特立尼达卫报》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如果把画像剪下来，并按照特定的虚线折叠，画像就变成一头猪。

新年伊始，打击就来了。毕司沃斯先生正和伯耐特先生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他们坐在其中一个小隔间里，里面有微弱的灯光，没有灯罩的灯泡低低地悬挂下来，长长的电线松松地搭在沾满蝇卵的肮脏的隔间隔板上。伯耐特先生说：“很快要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他停顿了一下。“被解雇了。”似乎看穿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思，他又补充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变换了好几种矛盾的心情。他高兴，他压抑，他高兴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不想说这个，他说了这个，他不会再提及自己的事情，他提及了自己的事情。他痉挛地吃着东西，抱怨食物的恶劣，似乎食物带给他身体上的伤害。“竹笋？这就是他们的叫法？长到这个地步，在中国都已经是竹子了。”他按响了铃，铃装在墙上一片不规则的圆片中间，脏兮兮的。他们听见铃声在远处一个洞里响起来，伴随着其他铃响、女招待轻快的脚步声和隔壁小间的谈话声。

被打扰的女招待走过来，伯耐特先生说：“竹笋？这简直是竹子。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他拍着肚子，“造纸厂吗？”

“那只是一小节。”女招待说。

“那是一根竹子。”

他又要了更多的啤酒，女招待咂咂嘴出去了，拉门剧烈地前后摇摆着。

“一小节，”伯耐特先生说，“他们使这听上去就像干草一样。这个该死的屋子就像是牲口棚。我不担心。我还有其他路可走。你也一样。你可以回去画你的广告牌。我走了，你也走。我们一起走。”

他们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报社，心潮澎湃。他有滋有味地参与了《特立尼达卫报》最浮夸言论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一想起这些就感到内疚和惊慌。他一直指望自己被叫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然后被告之他被解雇了。他坐在桌子跟前——虽然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写文章，但这桌子根本不能算是他的——倾听着从木匠那边传来的噪音。他第一天来到报社时就听见了这些噪音，从那以后，报社就一直处于修建和修葺工作之中。新闻编辑部的下午到来了。记者们回来了，脱掉外套，打开笔记本，开始打字；一群人聚集在绿色水冷器跟前，然后又散开；桌子边的一些人开始校稿，摊开里页。过去四年多，他一直是这兴奋的事业的一部分。现在，因为等着被解雇，他只有看着人们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