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你能不能顺路去买鱼,亲爱的,”星期一下午琳姨在打给他的电话中说,“纳维尔要来吃晚餐,我们得把早餐的什么挪来增加菜色。我实在不懂我们为什么因为纳维尔要来就必须多准备一道菜,可是克丽丝汀娜说如果不这样,他就会偷吃她为明天准备好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如果不介意的话,麻烦你了。”
他虽然并不期待今晚得花个一至两个小时来同纳维尔聚会,但他对自己比前些天多了信心,也多了些幽默感,他已经跟拉伯洛的一家玻璃公司联络好去修法兰柴思被破坏的窗子;他也神奇地找到符合法兰柴思铁门的匙匙——另两副备用的会在明天准备好;另外他也亲自把食物送过去了——外加一束在米尔佛德镇可以找到的最美丽的花。他在法兰柴思受到的热切欢迎几乎使他忘却了她们和纳维尔交谈中迸放出的光彩。
午餐时他打了个电话给凯文·麦克德默,没找着,但和他的秘书约好晚上凯文得空时打电话到罗勃位于商市街十号的住所。事情的发展已经渐渐超出他的掌握,他需要凯文的建议。
他推却了三个高尔夫球邀约,理由是他没有时间在高尔夫球场追逐一个橡胶类的白色球形玩意儿,那很让他的球伴震惊。
他去拜访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这客户从上星期五就等着他,等到不耐烦打电话到事务所来查问他是不是还在布哈坡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还跟黑索汀先生翻阅检视他拖欠延误的工作。黑索汀先生虽然站在夏普母女那边,但仍然以不出声却明显的谴责态度来表现法兰柴思事件实在不属这家事务所接案的性质。
特芙小姐也端来他的茶,如往常一般,蓝色花纹磁杯放在铺了白色方巾的漆盘上,外加两片放在碟子里的消化饼。
那漆盘现在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如两个礼拜以前当他在这间办公室拿起电话筒第一次和玛莉安·夏普电话中说话时一样。短短两个星期以前,他坐在这儿看着一方西斜夕阳投射进来的余晖,对他自己那样稳定不变的生活感到厌烦,对时间的流逝有着来不及似的悲哀。可是今天即使那消化饼也没让他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已走出变成例行公事的定型化作息规律。现在他正对抗着苏格兰场,代表两位受丑闻干扰的女士,进行业余侦探的工作,更见识了群众暴力。他整个世界都变了,跟以往都不同了。甚至他认识的人也展现出不一样的特质。譬如,那个他有时在商市街看到正在购物的黝黑苗条的妇人现在是他喊玛莉安的女子。
当然,脱离日常生活固定轨道的一个结果是你不再能在下午四点钟时戴上帽子悠闲地晃呀晃地回到家去。他把茶盘推到一边,开始工作;等他再抬起头来,已是六点半了;到他推开十号他家的门时已经七点了。
客厅的门如往常般微微敞开着——就像许多老房子会有的小问题,不闩上门闩它就会左右摇摆——他可以听到纳维尔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相反的,我认为你极端愚蠢。”纳维尔正对什么人说着。
罗勃马上认出那种语调。纳维尔四岁时曾用这样冷然愤怒的语气对一个客人说:“我极端地后悔邀请你参加我开的聚会。”纳维尔显然不知为了什么非常地生气。
罗勃停下脱了一半的外套站住聆听。
“你正在对你完全不了解的事大发议论,你完全没有立场宣称那是理智的建议。”
里边没有其他声音,想来他是跟谁在电话中交谈——也许让凯文无法打进来,真是个年轻的笨蛋。
“我没有对任何人着迷得昏头昏脑。我从来就没有跟谁打得火热。是你被一些不明所以的见解搞得昏头昏脑。就像我刚说的你极端愚蠢——你在一件你完全不了解的案子里,随随便便轻轻忽忽地就站在一个青春少女那边,这就足以证明你昏头昏脑——你可以告诉你父亲他的指控跟基督精神一点儿关系也没有,那叫不当干扰。我不确定那不是一种对暴力的鼓励——是的,昨晚——不是,是她们的窗户都被打破了,墙上被漆上诽谤的字——如果他真的对伸张正义有兴趣,他就应该对这样的暴力做些什么。可是我不用想就可以知道你们这些人对正义并没有真正的诚意,对不对?只有正义——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你和你们那些人,只对没有益处的所谓好事来向世界表彰你们有良心。你们永远不会对辛勤工作的卑微之人伸出帮忙支持的手,却会为能引起媒体注意的牢里犯人拒吃一餐饭哭得连南极洲都听得到。你们让我恶心——是的,我说你们让我觉得恶心极了——像猫屎,让我反胃!”
然后一阵巨响,话筒被甩回话机,想来那诗人说完了他要说的话。
罗勃挂好他的外套走进客厅。纳维尔正为自己倒杯浓烈的威士忌,脸上仍有着狂风暴雨横扫的痕迹。
“我也要一杯,”罗勃说,“我不是有意偷听,”他解释,“那不是罗丝玛丽吧?”
“还能是谁?在不列颠还有谁能不可理喻到那种地步?”
“哪种地步?”
“嗯,你没听到那部分?她决定加入声援受虐待的贝蒂·肯恩的行列。”纳维尔吞了口威士忌,瞪着罗勃,好像他该为此负责的样子。
“我想她的加入《艾克——艾玛》报不会对这件事有任何影响的。”
“《艾克——艾玛》报!不是《艾克——艾玛》报,是《看守人》杂志。她那个智力不足的父亲已经写了篇准备刊登在礼拜五那期上的评论。是的,你看起来好像受到惊吓了。哎,好像我们麻烦还不够多似的,还要给我们添加这个在廉价杂志里的变态感伤的夸张言论!”
《看守人》是唯一一份刊登纳维尔诗篇的杂志,罗勃有些觉得纳维尔的态度不知感激。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当同意他的批评。
“也许他们不会刊登。”他说,虽然不抱希望但只求心安。
“你很清楚他们会刊登他寄过去的任何文章。是谁提供金钱支持使他们免于第三次的财务危机?当然是主教。”
“是他的妻子吧!”主教的妻子来自富豪世家。
“好吧,他的妻子。可主教把《看守人》当做他的业余讲坛。对他自己的文章而言,没有哪件是太过愚蠢而不宜登载,杂志社更没有胆子不刊。你记不记得曾有个冷血女孩为7到11块钱到处枪杀计程车司机?那女孩刚巧符合他的口味。他为她基本上快哭到变成植物人。他在《看守人》为那女孩的事写了篇冗长矫情的信,声称她原来是如何地受到歧视,以及她本来该获得奖学金,可是因为家贫无法供给她书本制服,她只好出卖廉价劳力,以致结交到坏朋友,才会有枪杀计程车司机的情况发生;事实上对于那最后一点,他几乎根本不在那封被刊登出来的信中提及。当然,《看守人》的读者就爱那样的论调,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罪犯都是失意的天使。然后那所学校的主席——就是那女孩据说得到奖学金的学校——写了篇文章回应主教的那封信,指出那女孩并不是如主教所描述的那样。事实上她的名字排在200位竞争者中的第159名;而对教育有兴趣的人如主教应该知道没有人会因为家贫而被排除在奖学金名单之外,而书本及助学金会自动地拨给那些来自生活艰苦家庭的子女。到这里,你会想主教该清醒过来了,对吗?然而那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那学校主席的信以小字刊登在杂志的最末页;而紧接着的下一期,那老男人转移目标向另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案子大发议论。而这星期五,唉,上帝帮助我,他将为贝蒂·肯恩哭泣祷告。”
“我在想——如果我明天跑一趟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