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也就是巡回法庭开庭的前一天,罗勃来到法兰柴思接夏普母女到诺顿过夜,他到达时,发现整个地方洋溢着举行婚礼似的欢乐气氛。首先在屋正门两旁台阶上各站着一大簇叫人惊异的黄色花丛,进到屋内,那往昔昏暗的玄关也排满着花朵,像为婚礼妆点教堂般地灿烂起来。
“纳维尔!”玛莉安说,举手挥扬为满室的绚彩解释,“他说这房子需要为将来临的喝彩装点。”
“我希望我也想到过这个。”罗勃说。
“在经过近来这些日子,我会很惊讶你还能想到其他的事。而且如果不是有你,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值得庆祝的场面!”
“你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叫贝尔的人的话。”
“贝尔?”
“亚力山大·贝尔。他发明电话。如果没有那发明,我们现在还处于暗中摸索的阶段。可是,我现在得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再次忍受使用电话了。”
“你们轮流用电话吗?”
“嗯,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凯文和他的职员在他的办公室,我在他位于圣保罗教堂庭院区的公寓,艾历克·伦斯登和三个手下在他的办事处等地方,可以无限制使用电话而不被打扰。”
“那共有六个人。”
“七个,加上六个电话。而我们迫切需要它们!”
“可怜的罗勃!”
“刚开始时,还算有趣。我们满怀着出猎的兴奋,知道我们正踏在确切的轨迹上,成功就在眼前。可是到我们查知在伦敦地区电话簿上的所有姓查德威克的人跟3月29号飞往哥本哈根的那个姓查德威克的人找不到一点关系;还有所有航空公司能给我们的记录只是确认27号,有人从拉伯洛订了两张机票,这时,我们就都失去了刚开始时的热烈。当然,有关拉伯洛的消息稍稍振奋了我们。但除那之外,就只有继续艰苦努力了。我们找出我们国家跟丹麦间买卖交易的商品种类,把这资料在我们之间平分。”
“货品资料吗?”
“不是,是买方和卖方的资料。丹麦旅游局是天赐给我们的好运。他们把一堆资料倾泻般倒给我们。凯文,他的职员,还有我负责出口的部分,而伦斯登和他的手下负责进口部分。接下来就是冗长烦闷的工作,我们跟每家公司的经理人员联络,问他们:‘你们公司里有没有个叫伯纳德·查德威克的人?’你知道吗,有无数的公司里没有名字是伯纳德·查德威克的职员。我呢,倒比以前多了解些有关我们输出到丹麦的货物了。”
“我相信!”
“到后来,我简直厌烦极了电话这玩意儿,当我眼前的电话铃响起来时,我实在不愿接起来。我也几乎忘了电话是两头通的。于我,在那段时间,电话只是一种询问的工具,拿来跟全国各个地方单向联络而已。所以我这头电话铃响时,我瞪着它好一会儿,才突然回神了解那东西是双向的,现在有人打电话给我。”
“而那是伦斯登。”
“是的,那是艾历克·伦斯登。他说:‘我们找到他了。他在一家叫布雷恩的公司采买陶瓷制品类的货物。’”
“我很高兴最终是伦斯登找到他的。那会补偿他在追索那女孩时碰到的失败。”
“是的,他的确觉得比较平衡了。后来我们就急急地去跟我们需要的人会谈,还有申请传票。而所有的努力现在就等着明天在诺顿的开庭。凯文简直等不及,他已准备好满满的质询要一吐为快了。”
“如果要我对那女孩儿有一点点怜悯的话,”夏普太太说,带着过夜用的旅行袋进来,随随便便地就抛在一张贴墙而立的桃花心木桌上,那种轻忽的态度是会让琳姨昏倒的,“那会是在站到证人席上接受凯文·麦克德默充满敌意的讯问。”罗勃注意到那个袋子,原来应该是相当精致而且昂贵的——可能是她早期富裕的婚姻生活的纪念物——已经因岁月的浸染而呈现苍老破旧了。他暗自决定当他要娶玛莉安为妻时,给新娘母亲一个化妆箱当礼物——小巧、轻便、优雅,而且昂贵的那种。
“我绝不会,”玛莉安说,“对那女孩有一丝丝怜悯惋惜之情。我会像拍打柜子里的飞蛾一样地把那女孩儿打出这地球,只除了我总是会对飞蛾感到抱歉。”
“那女孩到底想做什么?”夏普太太问,“她想过要回到她的家人那儿去吗?”
“我不这么认为,”罗勃说,“我想她一直在生气另加怨恨,因为她不再是草地边巷39号的那个家庭的重心了。就像凯文很久以前说过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无度的虚荣是培养罪恶的渊薮。一个寻常的女孩,即使是个情绪化的青春少女,在听到她收养家庭的哥哥不再以她为他生活的重心之后,会伤心欲绝的;可是通常她们会以哭泣、乱发脾气或变得难以相处来发泄,或决定向红尘告别而剃发出家,或其他很多青春少女会采取的适应方法。但像贝蒂·肯恩这样自私自利的女孩,她们生活哲学中没有适应别人的方法。她要的是这世界必须因她而改变。罪犯总是这样想的。没有一个罪犯认为他错了。”
“好一个迷人的生物。”夏普太太说。
“是的。即使拉伯洛主教也会发现难以为她说情。他反复谈论使用的‘环境’议题这回一点儿用也没有了。贝蒂·肯恩有着所有他建议罪犯应该有的救济:爱,自由发展的空间,教育,安全感。如果你替主教想想,他真的面临一个难题,因为他不相信遗传。他认为罪犯是时势所造,因此也可以改变。‘坏因子’对主教而言是迷信,是异端邪说。”
“托比·拜恩,”夏普太太用鼻音哼出,“你应该听听在我哥哥马厩工作的那些小伙子对他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