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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日，他在日记中写有抵达汉口后的心情。他说：“明日谒委座，对于宣传必多指摘。闻最近肝火甚旺，难免谩骂；如伤及人格，余当不服也。”188

周佛海在重庆这短短的一个月零10天的时间里，不是全力以赴地发动民众，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在宣传上和理论上“和共产党徒及孙科等准共产分子”，奋斗了一个多月。189在他看来，谁要主张团结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谁就是共产分子。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反对抗战之心理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程度。

他到武汉以后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说：

“那个时候，武汉的景象，已非常萧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间，召开庆祝*的民众大会。我当主席，我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勉强说几句违背良心的话，郭沫若（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笔者）忽然造个谣言，当众报告军令部来电话，南浔正面大捷，歼灭了8000多敌人，还有1万多正在包围中。于是群众跳跃欢呼。……低调主义者，听着高调，已经是心烦意乱，还要跟着唱高调，我还能长久忍耐下去吗？

从拥蒋到反蒋（6）

天外飞来的消息：广州失陷了。武汉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当这种严重的局面，一定颁布一个宣传方针，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说话。要说武汉没有军事的价值，那么，以前为什么要高唱保卫大武汉？要说敌人越深入，他们就越困难，那么，为什么要抵抗，为什么不就请他们深入呢？假使有个老百姓问我，鄙人忝为宣传部长，实在无词以对。”190

周佛海到汉口不久，时局日益危急。10月12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队失于防范，广州陷于敌手。14日，周佛海便准备于19日飞离武汉，但他担心因此会有“胆怯之嫌”，因改至25日。16日，蒋介石决定不固守武汉。并决定于25日停止飞机飞行。闻此消息，周佛海非常焦急，担心届时不能离开武汉，于是便托人向航空公司交涉，将机票提前。22日，当得知当日有往成都的飞机时，便不顾一切地立即往机场，登上飞机，仓皇逃离了武汉。他对自己的逃出，感到非常的庆幸。他说，如照原计划25日离汉口的话，他一定不会逃出。

周佛海返回重庆后，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8月18日，他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即随汪精卫赴其上清寺一号寓邸，“谈政局及宣传问题”。24日，又与汪“谈外交及宣传问题”。至于他们在一起参加各种会议接触之密切，那就不用说了。

周佛海记日记是很注意“保密”的，不仅他个人的私生活从不直接涉及，尤其政治问题，更是慎之又慎，因此，正是由于如此情况，我们对他日记中的“谈政局”及“谈外交”等记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考察。所谓“政局”当然是战局的发展；所谓“外交”绝不是国民政府当局的“外交”，而是他们暗中与日本进行的秘密交涉。

原来，高宗武由日本携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决定后，不仅使汪精卫深为动心，跃跃欲试，积极行动，而且也使周佛海大受鼓舞，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积极鼓动汪精卫出马，响应日本的号召，与之交涉中日“和平”。由此，汪与日本之间开始了暗中秘密交涉。周佛海与汪精卫商外交之进行，也就是指代表汪精卫的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本交涉的进展情况。

高宗武在返回香港后不久，由于肺病复发，不得不往上海住进了医院，因而与日本间交涉的任务，则由周佛海任命梅思平代替。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华中（上海）分社社长兼华南（香港）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据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记载：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之间，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梅思平称：“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此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使周佛海走上了拥汪反蒋，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罪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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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出逃（1）

10月14日，梅思平曾电告周佛海，说他准备近日来汉口转往重庆。由于武汉危急，所以梅思平21日便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

梅思平此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周佛海、汪精卫呈交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促使汪精卫“出山”。22日，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23日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将外交最近真相，略为报告。”24日，周佛海飞抵重庆之后，梅思平、陶希圣相偕来见，“谈各项重要问题”。19125日，周佛海与梅思平、陶希圣3人再度商谈后，即于是日下午往见汪精卫。

从25日起至11月1日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以及陈公博、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汪精卫作出如此决定，既反映了他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政治野心，妄图依靠日本的支持，实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的领袖欲。

早在广州失陷后，武汉失陷前，即10月11日和21日，汪精卫先后两次接见外国记者，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只要条件适当，是愿意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192由汪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已经决定了与日本之间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会议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必然是条件问题。其具体办法是，既然蒋介石不愿自动下野，汪精卫不可能在重庆取代蒋之地位，与日本主和，那就由汪精卫出面，在蒋介石势力之外的地方，另立反蒋*“新政府”，借此取代蒋介石之重庆国民政府。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与日本谈判“和平”，拥汪另立反蒋*“政府”，也同样反映了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在他看来，广州、武汉的失陷，已是抗战的失败。10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也！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193他对时局的估计是：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194于此，国民政府再也无处可迁。因此，抗战绝无前途，不如另谋出路，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理想”。195

但是，周佛海虽对形势如此观察，也无绝对把握，因此内心仍是七上八下，充满矛盾。他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惟将来究竟如何变化，预料。”10月30日的日记又记有：“晚赴汪宅便饭，并商谈时局。实难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是晚，他“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31日的日记中更写道：“默念凡事均不易照计划顺利进行，故无论何事，如生枝节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须预料，万不可以计划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决无此种如意算盘也。”196但他断定“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明显趋势。”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