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