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弗兰克说,“什么举重、香蕉、在楼梯跑上跑下,全都低级。”如果早上碰到下雨,我便不去艾略特公园练跑,改在旅馆的楼梯跑上跑下。
麦斯威胁要往楼梯间丢手榴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朗达·蕾伊在二楼的楼梯口叫住我;她穿着一件睡袍,看起来比平常更困。“告诉你,你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我隔壁做爱一样。”朗达说。她的日间休息室正是靠楼梯最近的一间。她喜欢叫我“小强”。“我不在乎脚步声,小强。”她告诉我。“我只受不了你喘气。”她说,“我分不清你是要死了呢,还是快‘来’了。总之你把我吓毛了,告诉你。”
“别理他们,”爱荷华巴布说,“你是这家子头一个关心自己身体的人,你得择善固执、终生不渝。”巴布告诉我:“在变结实前,你得先把自己喂胖。”
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今天,我的身材全归功于爱荷华巴布——这份固执从未消失——还有香蕉。
过了好一阵子,多出的那二十磅才消掉。但它们不再回来了——我的体重永远是一百五十磅。
满十七岁前,我终于又长高两英寸,然后就定住了。这就是我,五英尺八英寸、一百五十磅,全身硬邦邦。
再过不久我就四十岁了,但每次练身子时,我总会想起1956年的圣诞。现在有各种精巧的举重器材,不用再往杠铃上加铁轮,也不会因为忘记锁螺丝,铁轮一滑把手指压得血肉模糊,或掉下来砸到脚。然而,无论体育馆和健身设备有多摩登,我只要轻轻举几下,一切就回到了爱荷华巴布的房里——熟悉的三楼、放杠铃的破东方地毯——从前哀愁睡在上面的那条,每次躺在上面练完举重,巴布和我全身都是老狗毛。等上下举了一阵,那持久而可贵的痛楚开始传遍全身,我心中便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得瑞体育馆的举重室,那些大汗淋漓的身影,还有马毛毡上的每一点汗迹。我们总是等着小琼斯做完他“那一趟”:小琼斯会把所有铁轮都放上他的杠子,我们则带着空空如也的杠子,站在那儿等了又等。打克里夫兰布朗队那几年,两百八十五磅重的小琼斯可以仰举起五百五十磅。他在得瑞时还没那么厉害,但已足够为我奠定仰举的练习目标了。
“你多重?”他问我,“你总知道吧?”我告诉他我多重。他摇着头说:“好,加一倍。”等我加了一倍——大约三百磅——他就说:“好,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得瑞没有练仰举用的长凳,所以我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小琼斯拿起三百磅的杠子,轻轻放在靠近我喉咙的地方——刚好稍微碰到喉结。我两手抓住杠子,手肘往软垫一沉。“举过头。”小琼斯说完就走出举重室去喝水或冲澡,我则躺在杠子下动弹不得——三百磅在我手上纹丝不动。有些个子比我大的学生走进来,看我躺在那里,便用尊敬的口气问我:“呃,你等下会练完吗?”
05 圣诞快乐,1956(3)
“对,我在休息。”我像只蟾蜍胡吹大气。于是他们离开,等下再来。
小琼斯回来了。
“怎样?”他问,帮我拿掉二十磅、五十磅,然后一百磅。
“试试看。”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直到我能自己从杠子下脱身。
当然,我那一百五十磅的肉从没举起过三百磅,只举过两回两百一十五磅;但我一直相信,举起身体两倍的重量并非不可能的事。在那股沉甸的压力下,我总能陷入狂喜的恍惚状态。
有时我举着举着,眼前就会浮现出护法黑军在林子里前进、哼着小调的身影;偶尔还会想起小琼斯住的五楼宿舍那股气味——那炎热的丛林,天上的夜总会。有时跑了三四英里后——偶尔要等到六英里——我的肺便会清晰地忆起在哈罗德·斯沃罗身后猛追的感觉;还有那一幕,一撮头发披散在弗兰妮微张的嘴边——她没有发出声音——兰尼·梅兹跪在她手臂上,她的头夹在跑卫厚重的大腿间,切斯特·普拉奇则像部机器跨在她身上动作。有时我能一点不差地模仿他的节奏,当我边计数边做伏地挺身(“七五、七六、七七”)或仰卧起坐时(“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
爱荷华巴布领我入门,小琼斯则提供我经验和完美的榜样,父亲教我如何跑步——哈罗德·斯沃罗则告诉我如何跑得更快。技巧的养成和操练——甚至巴布教练的食谱——都不算难,对一般人来说,真正难的是持之以恒。就像巴布教练说的,你得择善固执、终生不渝。然而这对我也很简单,因为我这么做全为弗兰妮。我不是在抱怨,但弗兰妮是这一切的动力——她也知道。
“听着,小子。”她告诉我——在1956年的万圣节到圣诞节之间,“你再吃香蕉,包你马上吐出来;再吃橘子,一定会被维生素毒死。练那么辛苦干吗?你永远不会跟哈罗德·斯沃罗一样快,也不会像小琼斯一样壮。”
“小子,我根本把你看透了。”弗兰妮说,“你知道,那种事不可能再发生。就算发生好了,就算你真强到有本事救我——又凭什么以为你会在场?如果真发生,我一定在离你很远的地方——而且绝不让你知道。我说真的。”
但弗兰妮把我练身子的目的看得太浅了。我需要的是力量、精神和速度——至少我渴望那种幻觉。我再也不想体验另一个万圣节的无助感。
巴布教练胜利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得瑞在主场迎战爱塞特——开打时,还有两个破南瓜头留在那里:一个在松树街和艾略特公园边上,一个被人从看台摔碎在橄榄球场的煤渣跑道。万圣节的气氛还在,只是少了奇柏·道夫、兰尼·梅兹和切斯特·普拉奇。
替补的后卫仿佛着了魔,做什么都像慢动作镜头。等他们跑到小琼斯开出的空当,对手早就补上了。高空长传奇慢无比,似乎永远掉不下来。为等这么个球,哈罗德·斯沃罗给撞得人事不省;在这漫长的一天,爱荷华巴布没让他再上过场。
“有人敲到你的下场钟啦,哈罗德。”巴布教练对飞毛腿说。
“我哪有什么钟?”哈罗德·斯沃罗抗议道,“谁敲的?”他问:“‘有人’是什么人?”
上半场结束,爱塞特24比0领先。身兼攻守大任的小琼斯赏给对方至少一打擒抱,抢球三次,夺回两次;但得瑞的二线后卫把球又搞丢了三次,还有两趟长传被拦截下来。下半场,巴布教练把小琼斯换到跑锋的位置,他连着三回得到第一次进攻权,直到爱塞特的防守反应过来,他们发现只要小琼斯在后场,球就在他手上。于是爱荷华巴布把小琼斯调回前线,让他打得尽兴些。得瑞唯一得到的分数——在第四节后半——理所当然是小琼斯的功劳。他冲入爱塞特后场抢走跑卫手上的球,然后一路冲进对方的达阵区——身上还拖着两三个爱塞特的球员。加踢太偏左了,因此终场比数是45比6。 。 想看书来
05 圣诞快乐,1956(4)
弗兰妮错过了小琼斯达阵的场面,她来看球全为他,在爱塞特之战重回拉拉队,也只为了替他一个人卖力地嘶吼。但弗兰妮和另一个拉拉队员起了冲突,母亲只好带她回家。那人正是窝藏道夫的梅琳达·米切尔。
“贱货。”梅琳达·米切尔对我姐姐说。
“烂屄。”弗兰妮说着用扩音筒朝梅琳达狠狠一掼。扩音筒是纸板做的,活像个大便色的甜筒,上面还画着得瑞死灰色的校名简写“D”。“D什么?就是死(death)。”弗兰妮总这么说。
“正中咪咪。”有个拉拉队员告诉我,“弗兰妮的扩音筒正中梅琳达·米切尔的咪咪。”
比赛之后,我向小琼斯说明弗兰妮没来陪他一起回体育馆的原因。
“她真是个好女孩!”小琼斯说,“你跟她说,好吗?”
我当然遵命。弗兰妮已经又洗了个澡,打扮整齐,准备帮朗达·蕾伊招呼餐厅的客人,她的心情很好。虽然巴布教练的胜利季以大崩盘收尾,大家似乎心情都很好。这是新罕布什尔旅馆开张的第一晚!尤里克太太的料理更“简单实惠”了,连麦斯都换上白衬衫打领带。吧台后的父亲更是容光焕发——在他忙个不停的肩上肘下,酒瓶在镜中闪耀夺目,就像父亲深信总会来临的东升旭日。
过夜的有十一对夫妇和七位单身客,还有个离了婚的德州佬,大老远跑来看儿子跟爱塞特对垒;虽然他儿子第一节就扭伤脚踝退场,但就连德州佬心情也很好。相形之下,其他人就拘束多了——彼此不认得,只是小孩都在得瑞念书——不过学生们回宿舍之后,德州佬也在餐厅和酒吧带起了谈话的气氛。“有孩子真不错,对吧?”他问道,“老天,看着他们长大可真够瞧,不是吗?”每个人都同意。德州佬说:“何不把椅子挪来我这桌?我请大家喝一杯!”一听这话,母亲、尤里克太太和麦斯站在厨房门口焦躁不安,吧台后的父亲不动如山,弗兰克一溜烟跑了,弗兰妮握住我的手,两人屏息以待,爱荷华巴布像在憋一个大喷嚏。在座的夫妇和单身客一个个起身,想把椅子拉到德州佬那桌。
“我的卡住了!”有个新泽西州来的女人说。她喝多了,笑声又尖又吵,就像成天在笼里随着滚轮跑的老鼠一样没大脑。
一个康涅狄格州来的男人涨红了脸,拼命想抬他的椅子;直到他太太说:“椅子是固定的,钉子打进地板了。”
另一个麻州来的在椅子旁跪下。“是螺丝。”他说,“用螺丝锁死了——每张都锁了四五个!”
德州佬跪下来瞧他的椅子。
“这里每样东西都锁死了!”爱荷华巴布突然大叫。打从赛后,跟宾州大学的球探说小琼斯进哪一队都绰绰有余,他就没再讲过半句话。巴布红光满面得有些反常,仿佛比平时多喝了一杯——也许他退休的感觉终于落实了。“我们都在一艘大船上!”爱荷华巴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