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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唔，我可用不着一个十六岁的小鬼帮我。”苏西熊说。但这时她没戴头套，她把熊头放在熊爪上；那满面的疤痕、受伤的眼神和小小的嘴，显示她言不由衷。苏西把熊头又戴回去，那是她唯一的权威。

一脸严肃、满怀好意的流产小姐似乎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可说。“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讲。”

“用德文讲看看。”弗兰克鼓励她。

“随便讲，讲出来就好。”弗兰妮说。

“嗯，”菲格波说，“那一段，很棒的那段，那个结局——我是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她说。“继续，”弗兰妮说，“全讲出来。”

“嗯，”菲格波说，“我不知道，可是——不知怎么——那个结局令我很想去美国。我是说，这违反我的政治信仰——你们的国家——我也知道。可是那个结局——我不晓得为什么——实在美极了。让我看了好想去。我是说，这没有意义，可是我就是想去美国看看。”

“你想去美国？”弗兰妮说，“我还真宁愿没离开。”

“我们可以回去吗？弗兰妮？”莉莉问。

“这得问爸。”弗兰克说。

“乖乖。”弗兰妮说。我看得出她在想象那一幕，在父亲的大梦里引进一点现实，会有什么结果。

“你们的国家，请原谅我这么说，”另一个激进分子说——别人都直接叫他“阿贝特”＇　Arbeiter，德文的“工人”。

＇，“你们的国家是罪恶的巢穴。”阿贝特说，“请原谅我这么说。你们的国家是公司化生产的终极胜利，也就是说，整个国家都被公司的集体思考控制。这些公司毫无人性可言，因为没有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行使的权力负责；公司就像一台以利润为能源和动力的电脑。美国是——请原谅我——世上最没有人道的国家，我认为。”

“你认个屁，”弗兰妮对阿贝特说，“狗屁不通的家伙，你自己说话才像电脑。”

“你的头脑就像汽车排挡，”弗兰克对阿贝特说，“四段变速——每个挡的速度都一成不变，还有倒挡。”

阿贝特瞪着我们看。他的英文有点拖泥带水——而他的头脑，后来我发现，差不多跟除草机一样聪明。

“也差不多跟除草机一样浪漫。”苏西熊说。没人喜欢阿贝特，甚至心肠软的流产小姐也一样。她的弱点——对激进派来说——就是太爱文学，尤其是浪漫的美国文学（“你主修那个什么，亲爱的？”史芳格总爱调侃她）。可是她对文学的喜爱却是一种力量——对我们孩子而言，那是她身上还没死绝的一点浪漫；至少，当时还没死绝。后来——上天原谅我——我却成了抹杀那一点浪漫的帮凶。

08　哀愁浮起（16）

“文学是给爱做梦的人看的。”老比利对可怜的“流产”说。这当然是激进派的老比利。妓女老比利喜欢做梦，她曾对弗兰克说，做梦是她唯一喜欢的事——还有那堆“纪念品”。

“念点经济学，亲爱的。”史芳格对菲格波说——怀孕小姐对流产小姐说。

“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阿贝特告诉我们，“跟全体人口中做决策的比例，有直接关系。”

“可以有力量做决策。”老比利纠正他。

“可以做有力量的决策。”阿贝特说——两个人像蜂鸟般，对同一朵花刺个不停。

“一堆狗屁。”弗兰妮说。阿贝特和老比利的英文都很烂，成天对他们说“见你的大头鬼”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听不懂。虽然我发过誓不说脏话，但实在心痒难搔，只好听弗兰妮对他们开骂过过干瘾。

“美国必然会发生一场种族斗争，”阿贝特对我们说，“而且意义必然会被曲解。事实上，那将是一场阶级斗争。”

“阿贝特，你放屁的时候，”弗兰妮说，“动物园的海豹会停下来不游泳吗？”

另外两个激进分子很少加入我们的谈话。其中一个成天打字，一个则耗在东西关系论坛成员共有的一辆汽车上，六个人，正好坐满——车从来没好过，休想用来逃亡，我们想；要逃亡大概也不会用到，父亲想。在破车底下修个不停的技工是个脏兮兮的忧郁青年，身穿连身工作服，戴着巴士车掌的海蓝色帽子。他是工会的人，在玛丽亚海佛街的市公车处值夜勤，每天都摆着犯困的臭脸，一身工具叮当响。他的代号名副其实，叫做“史劳本史吕瑟”（Schraubenschlssel）——意思是“扳手”。弗兰克爱卖弄，绕着舌头发出“史劳本史吕瑟”的音，但弗兰妮、莉莉和我宁取译名，就叫他扳手。

“嗨，扳手，”弗兰妮对躺在车底下咒骂的技工说，“希望你脑子还算干净。”扳手不懂英文，我们所知他唯一的私事是，他曾经约过苏西。

“除了他，根本没人约我，”苏西说，“好个狗屁家伙。”

“好个狗屁家伙。”弗兰妮重复一遍。

“唔，其实他根本没看过我本来的样子。”苏西说。

“那他知道你是女的吗？”弗兰克说。

“老天，弗兰克。”弗兰妮说。

“唔，我只是好奇。”弗兰克说。

“扳手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我看得出来，”弗兰妮说。“别跟他出去，苏西。”弗兰妮对熊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