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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2页）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国甫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国甫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国甫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国甫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国甫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国甫说他明天陪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国甫说后天商会在鼓楼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国甫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国甫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国甫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老张回来跟我父亲学说这些情景，对自己在官僚面前过了回“股东”瘾大加渲染，又在门房一遍遍比划，让做饭的老王品评他够不够派头。到吃晚饭时候还在后悔，到王家送纳豆没有穿长衫。

我父亲听了老张的学说，半天没有说话，后来跟我母亲说，这个国甫，性情太直，怕要吃亏了。

母亲说，当局能把王三爷怎么着，三爷也没犯法。

父亲说，人心险恶。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的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往外走。两个人被我母亲拦在门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滥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丫头家家的不能去。三姐坚持要去。我三姐的脾气很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把三姐扣下了，把她锁在屋里，任凭三姐在里头跳着脚地喊叫，骂我母亲是封建专制，是法西斯帝。那时候我们家的人还不知道她偷偷加入了组织，跟王利民是一个支部的，只是觉得这个三丫头有点儿邪性。直到后来我的三姐被国民党抓了，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的时候，王利民在旁边傻呆呆地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只是摇头叹息。王利民对母亲说，伯母，您将来会对您今天的行为后悔的。

母亲说，我不后悔，我为王三爷没把你拦住后悔。

母亲对王利民自然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那天王利民很无奈地走了，也就是说，那天在他们的支部会议上，缺少了一位宣传委员--我的三姐。

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打折她的腿！

三姐的腿自然不会打折，愤怒中的她在房内高唱“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歌声隔着窗户，后院都能听见。

晚饭没给三姐送去，母亲任着三姐使劲喊叫，说三姐得败败火。这就是母亲整治女儿的办法，把你一锁几天，磨你的性子，消你的锐气，不认错，不服软，不放你出来。父亲整治儿子们是脱衣推出，母亲的办法是上锁关押，一放一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闷热的三伏天，三姐被关在自己的小东屋里，那难受的情景我可以想见。北京人的传统，有钱不住东南房，即东屋和南屋是不宜住人的房屋，南屋见不着太阳，阴冷潮湿；东屋西晒，夏天整个大半天都在骄阳的烘烤中。三姐的居室实则是东厢房靠北的一间，东厢房在我们家是作为餐厅使用的，吃饭时间以外都空着，三姐房间的门开在餐厅里，这样的布局给她的活动增加了很多便利，她常在餐厅里会“朋友”。三姐牺牲后，她的房子一直空着，东屋夏天的热，常常让我望而怯步，有时母亲让我到东屋取东西，我总是快进快出，豁出一身热汗，换取一根小豆冰棍什么的。但是在当年，三姐被关在东厢房北边的屋里，小小的十几平方米，没有我后来的小豆冰棍，更没有北屋的电风扇什么的，让我觉得母亲的惩罚甚至比父亲更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