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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部分（第1页）

，守住岗位，直到工友来告，东洋兵枪上揷了刺刀，已经在大门口守卫，大家都说他是敌伪搜杀的目标，还不赶快逃跑？赵君豪却说要走我也得从大门口出去，谁想一到大门口正碰上东洋兵恶作剧，两把刺刀交叉要出门的必须从刺刀底下钻过，时机紧急，迫于无奈，赵君豪只有噙着眼泪，忍气吞声的钻过刺刀，然后他便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往。跑进一家西餐馆，叫了一客蛋炒饭，却是望着蛋炒饭流眼泪。最后被他想起了应该赶紧跟恒社弟兄联络，这才赶上逃亡大队，在同门弟兄的设计安排之下，走金华，回重庆。若不然，他便将被困黄浦滩，根本无法离开。

吴开先告诉杜月笙，紧要的人只送走了一部份，还有更多的人急着要走，何况留沪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敌伪搜捕，必须另觅办事地点和住处，重作部署与安排，凡此俱非巨款莫可办。可是，当时国家银行已被敌伪刼收，重庆中央无法汇拨款项，这笔庞大的旅费，从何而来？迫不得已，他祇有请远在重庆的杜月笙，从速代为设法。

杜月笙捧着那张电报说：「虎口救人的事，性命交关！这件事必须十万火急的办。你们先代我打电报给徐采丞，叫他火速尽量设法。」

等一歇，他又蓦的想起，吴开先电报上说需要的数目很大唯恐上海租界沦陷初期，徐采丞一时措手不及。于是他再急电万墨林，把自己家里所存的房产道契，统统拿到上海四行储蓄会，抵押贷款，然后交给吴开先拿去应急。电报发出，他再打电话给钱新之，请他帮个忙，立刻致电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万墨林来借钱，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给他。

吴开先的那一封告急电，当天直把杜月笙忙得团团转，怕徐采丞一时筹不了巨额款项再押掉自己的房产道契，接连的两项措施犹嫌不足，他又驱车往访刘航琛，说明缘故，问他能不能也帮一把忙？刘航琛说杜先生你的任何吩咐，我向来唯有欣然照办，何况这件事关系国家大局，还有那么些人的身家性命重大关系！没有问题，我马上叫我的川康银行，再加上聚兴诚银行等等，一道汇钱去。

事实上，上海那边，吴开先肆应四方，手忙脚乱，该花要用的钱太多了，徐采丞筹措了一部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万墨林向四行储蓄会押贷了一笔数目，还是不够，一直到刘航琛那边发动川帮银行，源源汇来巨款，方始将急需逃离上海，转赴重庆的人全部送走。上海方面的地下工作，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

往后吴开先撰文纪念杜月笙，提起这一件事。他说：「凡此所需款项，均系杜先生自己垫拨。」

每天一封电报，催问吴开先何时动身离沪，杜月笙的殷切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使吴开先深感这一份友情之可贵。有一天，杜月笙接到吴开先的一封回电告诉他说：中央驻在上海的几位重要人物：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取道香港来沪，在旅途中突逢太平洋战事爆发，至今下落不明。中宣部代表冯有眞正在重庆请示机宜，一时也无法回去。青年团方面的负责人吴绍澍又不在上海，假使他自己一走，那么上海方面的工作同志，立将陷于群龙无首，领导乏人的状态，全盘工作可能解体。因此他坦白表示，他无法离开，唯有留在上海与各同志甘苦与共，同患乱而共生死！

杜月笙却以为吴开先贵为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在上海目标太大，危险更甚，他为吴开先担心得夜晚睡不着觉。于是，他便去看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请朱家骅设法把吴开先调回来。

由于杜月笙是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朱家骅只好婉转向他说明，要吴开先冒险留在上海，正是中央的决策，因为上海方面的工作太重要了，短暂时间之内，竟是少他不得。

杜月笙听后，怏怏而返，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吴开先留沪工作旣然是中央的决定，他当然不便置喙。从此以后，他不再打电报催吴开先离沪，却是经常去电殷殷慰勉，吴开先说「其情感之重，使予振奋！」

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瑜亮先生所着的：「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的事，曾有如下之叙述：「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陜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钜。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

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在这本厚达三○七页的「孔祥熙」一书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当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后几章中瑜亮先生又说：「杜月笙生前，像银行、公司、纱厂、什么董事长、理事长、董事、经理之类，大大小小的头衔，最少要有四五十个，上海的财产，他可以占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寿，除去开销以外要净剩下现洋三四十万元，说他是金融巨子、实业巨子，都不为过，他的财产，简直是无法估计，按最低限度来说，也要有美金几亿元，然而杜月笙临终分配遗产，也不过是美金二十万元而已，说起来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还使人觉得有点奇怪呢！」

这本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卽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戡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拋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段，记的也是有关于杜月笙避乱香江这一段时期的事，文曰：「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份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还有上海，笔者注）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传闻之误，譬如说花的究竟是谁的钱？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读者看过拙文自可有所了解。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关闳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就曾说过：「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离沪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飞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沪港两地「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脱险抵渝，前后三年有余，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的「抗战旅港时期」，这三年多里，他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

「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情实在是很难达成，除了他的至亲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还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不时在鼓舞、勉励着他，那是断忽不可抹煞的，此两大力量卽为戴笠与孔祥熙。

约翰根室信笔雌黄

「中国杜月笙」在香港三年多，他的所作所为，动辄与国家、民族以至抗战前途息息相关，尤其他的事迹颇富传奇意味，因而使他成为中外记者争相描写的人物，杜月笙本人对此并无兴趣，他总是尽量避免记者的访问，于是有许多外国记者便凭道涂传说，和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发而为文，反而以讹传讹，腾传一时，对杜月笙而言则这些记者弄巧成拙，啼笑皆非，二次大战中最著名的内幕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写过一篇错误百出的内幕报导，后来收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这一般报导使杜月笙名噪国际，时今引录出来，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指出约翰根室的谬误所在─「杜月笙，上海的考本（Copone美国第一号黑社会头目），他是个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传奇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因此积累了巨量财富。他已近五十之年，早年是个卖马铃薯的小贩。当然，他曾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跻登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一家重要的地方银行──中汇行的董事长，复为中国银行董事。他于慈善事业勇于自任，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又是一位能干的领袖。」

「他早年投身于贩毒，在清帮为权力的领导人，于是他很自然的转移到政治方面──际上，凡属爱国革命的团体，都是由秘密组织而在适当期间予以公开，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莫不皆然，杜月笙的清帮也是如此。他于蒋介石将军有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他是少数可信任份子之一。他跟以国民党起家的二陈兄弟，同为使蒋与地方财阀拉拢的居间人

「杜氏总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隐蔽在高墙之内的那座房屋，接连迷人的花园，中间还供着神龛。现在他是普受尊敬并且非常爱国的人，他控制着报馆、电力公司、交易所和纺织厂，已不仅是银行家和慈善家了。

「这里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说他早年对一位干预他贩毒的大官深为不满，一日清晨，这位大官发现一具巨大而精美的棺材，送到他的大门口，据说这事便是杜月笙干的。

「一九三八年他去了香港，据法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认为他对中国亡命者（指抗暴御侮的反日份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将会惹出意外事件，因为他有『把日本人当早点吃』那么大的名气。」

约翰根室这篇荒谬可笑的报导在美国发表时，正值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工，赴美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他把登载这篇报导的报纸带回国来，很气忿的指出攸关老夫子的名誉，因而有很多同门兄弟随时附合，准备对约翰根室采取法律行动。杜月笙本人则处之淡然，他把报纸拿走了，因为自己不懂洋文，他请吕光看，等到吕光看完了他便指指点点的问：「这上面到底写了我什么？」

吕光笑笑，顺口答道：「没有什么，写得蛮好嘛！」于是从此以后杜月笙也就不再提起。

老虎总长章士钊是杜月笙把他硬拖出来的，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跟杜月笙很要好，他的律师业务经常大得杜月笙之助，以是生活过得笃定写意，优哉悠哉。抗战爆发，京沪撤退，梁鸿志在南京组织「维新政府」，杜月笙想起章士钊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拜北洋政府第二十七任内阁司法总长，迄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因为北平学生群起反对，聚集了好几百人，闯毁总长公馆，于是愤而辞职。当时梁鸿志先任交通总长后改秘书长，跟章士钊有将近半年的同事之雅，再加上章士钊平时很跟陈群谈得来。陈群也进入维新政府出长「内政部」，杜月笙唯恐老朋友拖他下水，想尽方法使他夫妇二人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每天好酒好菜的供养着，待之以上宾之礼。

杜月笙最后一次港飞渝之前，章士钊便应邀先一步到重庆，讲授「逻辑学」，待姚玉兰、杜维藩自香港逃出，间关万里而来，杜月笙便借重庆南岸汪山，交通银行的两厅两房一幢小屋，建立了重庆杜公馆，他深怕章士钊夫妇自立门户，乏人招拂，在外面会住不惯，于是他特地腾出一间正房，请章士钊两夫妇搬来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料。在他是一番全始全终，负责到底的意思，章士钊便就欣然就之，自兹流连诗酒，啸傲烟霞，又复笃定兼写意。而杜月笙也待之以礼，供张唯恐有缺，从此以后，章士钊两夫妇彷佛成了重庆杜公馆的成员，重庆杜公馆常年招待的佳宾，也唯有章士钊夫妇一对而已。自香港沦陷至抗战胜利，忽忽四年。

曰刘曰范重庆风光

杜月笙到重庆，朋友太多了，照说他用不着住汪山那幢小房子，杜门友好，非仅中央迁渝的达官贵人，自京沪平津各地而来的工商巨子，犹有四川当地的旧雨新知，称得上是「笙磬同音，胜友如云」，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昆仲，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没有一个不是杜月笙的知己之交，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卽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民国三十年他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川军将领也很懂得「有土斯有财」的道理，重庆城内冲要地区的高楼大厦，多半是他们的物业，其中唯有二十七年元月病逝汉口的刘湘，不积私财，不治私产，这位曾于民国十二年被全川将领拥为善后督办的川军第一号人物，曾经对他的左右感慨系之的说过：「若要问我的部下搞不搞钱，有不有钱？祇消从朝天门到大溪沟，两边多看一看就晓得了。」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重庆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剖为二，可以说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刘湘的意思是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多半为他部下的川军将领所有。

尽管迁川初期逃难客对于川胞习呼之为「下江人」、「脚底下人」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它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竟分文不收，多一半采取借地建屋胜利以后连屋带地一并归还的办法，其结果是因为抗战房屋因陋就简，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坏了，地主一无所得却也并不埋怨，原因是地主根本不在乎。

杜月笙举「半」家迁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迓，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其中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全重庆最大一幢住宅是范绍增的不过他已经借出去了，座落在国府路上亭台楼榭，美仑美奂的「范庄」，范绍增慨然的借给了孔祥熙，成为行政院长的官邸。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所以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范绍增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杜先生，我陪你去看看，你欢喜那幢便住那幢，好不好？」

杜月笙几次三番的谦谢说是不必麻烦了，我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区，银行街，我就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好热闹，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他便兴冲冲的住进了来龙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