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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26(第1页)

我去过很多可怕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像十六英亩大的世贸中心原址这么奇怪。这里是个大工地。

从世贸双塔被攻击到“埃莉诺”被谋杀的这段时间,整个区域成了一个大坑,搬走了将近两百万吨的瓦砾,好为重建做准备。

最终,新的高耸建筑物将会在这个伤疤上重新站立起来,而这些建筑物上将会有纪念牌记载着死难者的姓名,直到一段时间后(而且比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的更快),人们就会匆忙经过,几乎忘了他们走过了这块神圣的土地。

但在这个安静的星期天,这片广阔的空地,却是我毕生所见最感动的景象之一:这个地方的孤寂与凄凉,无言诉说着以往所失去的,比任何雄伟的纪念碑都更清楚有力。从观景平台看着这块空地,我明白了那场攻击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头,因而这个建筑工地成了一块空白的画布,一面空荡的屏幕,让我们投射自己最糟糕的种种记忆。

我心碎地再度看到了”9·11”那天亮蓝的天空和焚烧的高楼,我看到人们在破碎的窗子里挥手呼求着永远不会来的帮助,我看到受伤的人奔跑在充满烟尘的街道上,我听到大楼垮下的轰然巨响,我看到救援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手臂上,以防万一他们从废墟里被拉出来时可以辨认身份。我闻到那天的气味,重新体验那天的状况,设法想跟那两千七百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灵魂说些话。两千七百人—超过一千人的尸体至今没有被寻获。

任何能找到尸体的,都是奇迹。在八百二十摄氏度,人类的骨骸烧上三小时就会化为灰烬。世贸中心大楼的火灾温度高达一千一百摄氏度,而且持续了一百天才完全扑灭。

据《古兰经》里头说,取走任何一条性命,都会摧毁一个宇宙,而我眼前就是证据—两千七百个宇宙在短短几个小时间粉碎了。那是众多家人的、子女的、朋友的宇宙。

随着太阳出来,带来了光亮,却没有带来太多暖意,我离开观景平台,开始走路。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大概是灵感吧,但我毫不怀疑,那个凶手在东城旅店展开她的旅程时,路线跟我现在走的很接近。

要去那家旅馆没有其他办法—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双塔时,纽约港务局就封锁了所有进入曼哈顿的桥梁和隧道;曼哈顿的公交车、地铁和道路要不是停止行驶,就是大塞车;一百分钟后,市长下令疏散整个坚尼路以南的地区。那个凶手能抵达东城旅店,表示她当时一定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

我边走边试图想象,那个星期二早晨的9点左右,她为什么会在这一带—或许是来上班,或许是要去南塔顶楼观景台的观光客,或许是送货卡车的司机,或是一个罪犯约了要去双塔里面的某个律师事务所跟律师碰面?我不断问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我就成功一半了。

尽管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但我也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发现的。

我揣想着那个凶手当天的行动,想得出神了,因而花了一分钟,才注意到小径两旁的那些小祭坛。对于千万名无法领回挚爱死者遗体的亲友们,世贸中心原址似乎代替了墓地。在攻击发生以后的数个星期,他们天天来到这里,沉默站着思考、缅怀、试图理解。但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就只会在周年纪念日和生日、感恩节和其他节日来访,很自然地,他们会留下鲜花、卡片和小纪念物。这些祭坛现在就沿着围篱和小径两旁散布着。

几乎就在我旁边,有几个柔软的玩具,是三个年幼小孩留给他们亡父的。一张小孩的合照钉在围篱的铁丝网上,我停下来看—最年长的小孩想必是七岁左右。在照片中,他们放开了几颗气球,于是,根据他们手写的卡片上所说的,他们的父亲就可以在天国收到这些气球。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几个祭坛,是年老的双亲为亡故的子女设立的。我阅读着心碎男人们的诗句,看着怒不可遏的女人们所制作的照片拼贴。

但是很奇怪,身处于这么多忧伤中,我并不觉得沮丧。或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在这片忧伤中,似乎还散发着人类精神的胜利。我看着四周这一切,都是破碎的家庭要坚持撑下去的承诺,我阅读着有些人冒着性命危险去救未知陌生人的事迹,我看到了好多殉职消防员的照片,多到我都数不清了。

在众多的自制纪念物间,我突然停住,低下头。我不是在祈祷—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被这么多人的死亡弄得格外震惊。我去过奥斯威辛和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也去过凡尔登战役的藏骨所,大规模的死亡早就无法让我吃惊了。但这么多真诚的勇气令我感到谦卑—大概是因为我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还年幼的时候,就经历过疼痛和苦难—小时候,我妈在家中被杀害时,我就在屋里面。别误会,我并不特别害怕死亡,我只要求自己死的时候,能够迅速而利落。我一直很害怕会像我母亲那样被伤害,很害怕无法停止疼痛—那是人生尽头等着我的秘密恐惧。

我看着周围这些追念平凡人勇气的祭坛,再度想起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于是我转身打算回家。此时我看到了—一块挂在铁丝网上的白色板子,半藏在小径的转弯处,很容易忽略掉,但碰巧东升的太阳照在上头发出闪光。那块板子底下摆的花束比一般的多,于是我被吸引过去。

板子上小心翼翼地写着八个人的名字,有男有女,同时还附上照片。上头的标题说,他们是从倒塌中的北楼里,被一名纽约警察救出来的。其中一名获救女人的十来岁的女儿建立了这个祭坛,向这位男子的勇气致意。那个少女列出了那个警察所救出的人,其中包括:一位穿着套装的女律师,一名家庭圆满、事业得意的债券交易员,一个坐轮椅的男子……

坐轮椅的男子?我喃喃自语。我的眼睛朝板子下方看,找到了那个救出他们所有人的警察的照片。我当然认得他—班·布瑞德利。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现这件事。

当初在巴黎认识布瑞德利时,他说自己曾被困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里,我于是以为他当时刚好有事在大楼里,但我弄错了。那位少女说出了真正的情况。她说9月11日那天,她在富尔顿街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北楼有一大块冒出火焰,像个巨大的伤口。

随着瓦砾如下雨般降落,每个人都开始逃离那一带,布瑞德利却把警徽别在衬衫领子上,脱掉外套,冲向北楼。就像纽约市本身,那是布瑞德利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

他进出北楼五次,每回都爬紧急逃生梯上楼,跟往下的人群逆向—设法想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救什么人。中间有一度,来到三十楼的电梯口—此时开始有人往下跳,当天总共有两百人跳楼身亡—布瑞德利不得不脱下衬衫掩住口鼻,才有办法呼吸。在这个过程中,他唯一能够用来表明身份的警徽掉了。

他预料到会有最坏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冲进一个空荡的办公室,找了一支马克笔,把自己的名字和玛西的电话号码写在手臂上。他望着窗外,无法置信—一百二十英尺外,南楼也开始崩塌了。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南楼也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了。

他跑向A逃生楼梯,此时有人跟他说,有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很多层楼上,等待救援。多亏那位少女的叙述,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就是大喊着征求志愿者的中年男子,他带着其他三名男子上楼,找到了那位残障的轮椅男子,然后抬着他的疏散椅爬下六十七层楼。

那个少女写着,这五个人来到二楼,设法把疏散椅和那名残障男子搬到外头。他们担心大楼会倒塌,纷纷奔跑逃命去了。其中一个救援者块头很大,是个年轻的保险业务员,他知道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就放下椅子,把残障男子扛在自己肩上。他朝布瑞德利和其他两个人大喊—一个是安保警卫,另一个是外汇交易员—要他们赶紧自己跑。

两分钟后,世界崩塌了—北楼像是被剥皮般整个垮下来。在那两分钟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的,包括死亡—那位保险业务员和残障男子在一处空荡的门口找到掩护,于是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落下的瓦砾。十英尺之外,那名安保警卫被一波碎石直接击中,当场死亡。布瑞德利和外汇交易员则扑到一辆消防车底下,整个被埋在一座水泥山里头。

他们困在那个气穴里,当时布瑞德利紧握着那位三十二岁、身价百万的外汇交易员的手,听着他临死交代要转告家人的遗言。

五个小时后,一名牵着搜救犬的消防员把布瑞德利救出来,看到他手臂上写的字,打电话给玛西,叫她尽快赶到急诊室。

我沉默站在那里好久。这是我所碰到过最了不起的勇敢故事之一,此时我知道,次日我会把自己唯一能提供的宝贵事物送给布瑞德利。我会告诉他,我要编造最后一个假身份,在他那个该死的研讨会里演讲。

我转身离开,开始思索着我要跟一群全世界最顶尖的调查人员说些什么。我猜想我会宣称自己是彼得·坎波,原本是医生,现在改行当风险基金经理人。我会说我是在当医生的时候认识裘得·盖瑞特的,当时他来找我咨询一件他正在侦办的谋杀案。我们从此变成朋友,他所侦办的案子或首创的种种调查技术,几乎都跟我讨论过。我会说,在他死后,我发现了他这本书的手稿,于是整理之后予以出版。就像布瑞德利所建议过的,我会让他们相信,自己就像福尔摩斯的华生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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