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他没死也没退休,不过从他咳嗽和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他可能会比他自己希望的早死。
这一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拖着受伤的那只脚到笔记本电脑前,把昨天带回来的外接式移动硬盘插上,开始检查库马利的档案。这本来会是一份缓慢而煎熬的工作,不过大部分的档案都是土耳其文,所以我只好略过。即使如此,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感觉,从那些信件和工作档案里,我无法宣称有什么引起我的猜疑:要防止别人看自己的机密数据,大部分人会犯的错,就是会将这些数据加密,这样要查的人就晓得该注意哪些地方了。
一如我之前在她家客厅所怀疑到的,她的资料都没有加密。如果她够聪明,把任何显示她有罪的证据藏在一般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也看不出来。而且没有任何数据是阿拉伯文,即使我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她懂这种语言。
这些数据都查不出任何结果,我于是把目标转向她的电子邮件。幸好,大部分都是英语,我看到她有各式各样朋友和熟人,其中很多都是有唐氏综合征子女的母亲。在几百则邮件中,我只看到两则让我停下来,都是寄自一个跟“阿克萨烈士旅”有关的巴勒斯坦慈善组织。信件是通知她,该组织已经收到了她捐给一个加沙走廊的捐款,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自己为什么?如果库马利真的想帮助儿童的话,何不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把那两则信件用红旗标示了,然后把移动硬盘放进信封里,写上布瑞德利在纽约的地址,一等联邦快递开始营业,我就会把这个硬盘快递给他,好让他转交给“低语死神”做进一步分析。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七点,尽管还很早,但我想看看那个摄影师到底是死是活。
我打了电话,等了似乎有好几分钟,正要放弃等稍后再试时,听到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用土耳其语说了问候语。我为自己讲英文而道歉,讲得很慢,希望他能听得懂。
“你能不能讲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睡觉呢。”他说,从口音听起来,他看了不少美国西部片。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能沟通,赶紧问他是不是摄影师,他说是,于是我说我正在为两个朋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我想用他们大喜之日的照片做一个相片集锦,得跟他买一些加印的照片。
“你有照片编号吗?”他问,现在知道有钱赚,他变得客气多了。
“有。”我回答,然后念出那张偷来的照片背后的号码。
他要我等一下,然后去查他的档案,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说没问题,档案就在他手上。
“为了避免搞混,”我说,“能不能跟你确认一下新郎和新娘的名字?”
“没问题,老兄。新郎是阿里·瑞萨·库马利—”接着他念出地址,但这个我没兴趣: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确定那位女警没有恢复她婚前的娘家本姓。
“那新娘呢?”我问,努力隐藏声音里的兴奋,“你有她的名字吗?”
“当然了,”他回答。“蕾拉·纳苏里。就是这对夫妻吗?”
“没错,就是他们,警长大人。”我说,他听了大笑。
“我一直不太确定她娘家的姓怎么拼,”我继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照做了,我谢谢他的协助,跟他说一等我确定所需照片的清单,就会立刻跟他联系,然后挂断了电话。纳苏里不是土耳其姓氏,而是也门或沙特阿拉伯或波斯湾国家的姓氏。无论是哪里,都是阿拉伯人。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也是阿拉伯人。
我抓起护照,出了房门,几乎是跑着进入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