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打开,我走出来。尽管此时才早上7点20分,但一楼大厅看起来似乎在庆祝什么事。经理、柜台接待职员、行李员、其他旅馆职员,全都聚集在旅馆柜台,还外加几个曾帮我搬镜子的木匠和经理的朋友。
他们热烈地用土耳其语交谈着,传递着咖啡和酥皮点心。尽管是一大早,但有人拿来了一瓶茴香酒,我很好奇是不是有人中了乐透彩券还什么的。
旅馆经理走向我,笑得比平常还开心,手里挥着一份当地的早报。“我们有个最开心的新闻。”他说,“你还记得‘海绵宝宝’吧?就是那个最会污钱的警察,所有善良百姓都在骂的?”
“是啊,我记得。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我说,假装很惊讶,然后接过那份早报,看着上头有一张造船厂仓库外的照片,警察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相信,”我说,“怎么死的?”
“压死的—整个人都压扁了,扁得像块煎饼,”他解释,“有个白痴脑袋的人,闯入了一个女警的房子。”
“闯入一个警察的房子?是啊,真是个白痴脑袋。”我说。
“大概是希腊人。”他说,非常认真。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设法表现得很正常,好像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聊而已。其他每个人都站在柜台附近,只有那经理和我在旁边自成一个世界。
“昨天晚上非常晚,你出去放松、享受你的高质量晚餐的时候。就在你腿上流血走进来之前……”
他忽然想到什么,暂停下来,想把刚刚的话收回,但是没办法。
“据说凶手从那个修船厂跑出来,伤口还留下一道血迹。”他说,又停下来看着我。
我们目光相遇,僵持在那里—无疑地,他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可以否认,但我不认为他会相信。也或许我可以威胁他守密,但我想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冒险赌在我和他的友谊上。
“不,不,”最后我说,“你完全搞错了。我放松去吃美食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
他困惑地看着我,正要争辩,觉得我真的搞错了,但我一再重复说,不让他有机会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这里,在休息室,”我说,“还记得吗?当时很安静,旁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了。“啊是了,”他说,“当然了,没错—那顿晚餐是前天晚上的事。”
“你总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聊天,你跟我解释希腊人。我们聊了很久。”
“啊,没错,谈了好久。那些该死的希腊人—谈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可能简单。”
“是啊。你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好多历史。我们去睡觉时,都已经10点多了。”
“大概还更晚,我记得应该是11点。”他非常热心地说。
“嗯,我想你记得比较准。”我说。
我们再度看着彼此,我知道自己对他的直觉没有错。我的秘密很安全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护照,压低声音。“你要赶紧离开,不再回来吗?”他问。
“不,不是的,”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保加利亚了—说我提到过要去找到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跟他道别,走出前门到车库去。我打开后行李厢,拿出里面铺的橡皮垫,找到了通往右后轮轮弧内侧的地方。那个追踪器就用几条磁铁固定在轮弧内侧,我拿出来,贴在路旁一根停车标志柱的下侧。
如果运气好,就不会有任何路过行人看到这个追踪器,而土耳其的监看人员会以为我的车还停在路边。
我上了车,开向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