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
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至于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
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影响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是自15世纪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护民族经济,反侵略,反掠夺的作用。
整个明朝前期一直执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为防御倭寇的一项措施。
就朱元璋来讲,他实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这就是当时刚刚建国,海疆不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必须对侵扰沿海的倭寇和张、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击和消除。
不如此就不能保卫新生的政权,就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经济。
所以,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实行的海禁政策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阶段是自178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碍,催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
闭关禁海政策,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初年的迁海禁海政策,执行尤为严厉,有“无许片帆入海”的命令。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又趋向严厉了。
乾隆时更封闭了其它三个港口,对外通商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管外贸事宜,并对中国商人的出洋和归国也限制多端。
这种自我封锁的闭关禁海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滞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成长。
第二,海禁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明清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特别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挨打局面。
第三,海禁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
众所周知,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是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极为重视,中国古代虽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对对外贸易却给予积极支持,因而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明清政府改官私外贸并存为官府垄断之时,正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换这时,海上交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明清的海禁政策正如戴逸指出的,“从表面看,海禁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
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
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绝的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海禁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
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列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守海禁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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