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其天才式的创作与实践,引领了有宋一代的书风。
与东坡齐名的黄庭坚则在尚意的共同取向下。
以迥异于东坡的黄体书法,进一步丰富了宋代尚意的书风。
苏轼评黄庭坚“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声”,其书如长枪大戟,战掣怒张,纵横飞逸,气魄雄伟。
尤其是其集三十余年功力练就的字中有笔的“一根筋”,在看似流畅的行笔中,无不蕴含着阻涩的笔意,疾而不速,留而不滞、把静与动的美糅合的浑然一体。
的确,米芾书法先学唐楷,由颜到柳,由柳到欧、褚,而上溯魏晋,深得晋人笔法,终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其用笔翻腾峭利,苏轼评其“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评其“如快剑砍阵,强弩千里”。
米书运笔如飞,结体飘逸,自称“刷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苏黄米同列于宋四家之列的蔡京,书法造诣同样极高。
宋徽宗赵佶书学唐人薛稷而用笔至瘦,世称“瘦金体”。
此外,王安石、蔡卞、宋高宗赵构、陆游等均擅书法,流风余韵遍于朝野,使得有宋书坛名家辈出。
宋人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历代碑帖的搜集与整理,淳化阁帖》和宣和书谱》的编印,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之以绘画,宋画“致广大而尽精微”,标志着中国画的高度成熟。
因为唐末五代至宋初,是中国画的重大变革时期,既涌现出山水画的杰出大师,也形成了花鸟画的重要派别和风格,人物画亦得到很大发展。
到了五代至宋初,出现了四位在山水画领域作出里程碑式贡献的大师,即史称“荆关董巨”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
他们共同创造出山水树石等题材的众多手法,尤其是基本完善了山水画中最重要的笔法——皴法的探索与总结,在擦、染技法上也有心得创造与突破,使得中国山水画的面貌突变,既能充分驾驭山水这一巨大题材,又能充分运用中国画的笔墨技巧来表现不同的对象和情境的要求,开创了笔墨氤氲的气象,使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由五代入宋的中国花鸟画开山鼻祖黄筌,集当时众家之长而发展成特有的描绘花鸟的技法,为花乌题材的独立与花鸟画语汇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传世的写生珍禽图》所表现出的高妙的写实技巧,比之西洋古典绘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黄筌齐名的徐熙,独创彩墨兼施、互不相掩而草写杂的“落墨法”,为后世“没骨法”开了先河。
北宋的山水画充分发挥了各种皴染的技巧,将中国山水画那种宏大的把握能力发展到了极至。
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和范宽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国山水画成熟时期既精致又大气磅礴、既有骨气又善于沉思、既善于描述外物又充分揭示人的精神境界,将山水画的表现能力提到空前的高度,其卓越的成就令后人惊叹。
天才画家王希孟则以一幅长达1191.5厘米的千里江山图》,将祖国山河与人文景致汇于一轴,成为青绿山水中的希世奇珍。
“南宋四大家”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硅,以更加丰富的描绘技巧,更加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更加特殊的构图方式卓然成家,马远、夏硅素有“马一角”和“夏半边”之称。
宋代画院则对花鸟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徽宗赵佶身体力行,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引领了精美豪华和雅致细腻的“院体画”风的形成。
南宋继续发展了院体画,善于捕捉各种生动的姿态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两宋人物画家分别以李公麟和梁楷为代表,李公麟的白描手法可谓出神入化,对后世影响很大。
此外,宋代还有许多善画其他题材的画家,如善画佛道的贯休、武宗元,善画竹的文同等。
而北宋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当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该图以手卷的形式展现出北宋晚期汴京城的繁华胜景,画法精炼,布局讲究,将宏大的场景展示的有声有色,成为人类绘画史上世不多出的杰作。
与宋人尚意的诗风、书风相对应,在苏轼、文同、米芾等一批诗书画皆能的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与推动下,写意画也在宋代翻开了新的篇章。
米芾、米友仁父子首创“米点山水”,不但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同时揭开了写意山水的序幕。
南宋写意画大家梁楷首创“减笔画”,开启元明清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绘画理论和绘画观念也在宋代有了新的飞跃。
论之以散文,唐宋散文八大家,宋朝独占六家。
韩愈、柳宗元所开创的古文运动,最终大成于北宋。
以欧阳修、苏轼为先后领袖的宋代古文运动,直承韩柳,却又有自身的时代特征。
经过反对浮艳空洞的“五代体”和藻绘丰赡、典重华贵的“西昆体”骈文,又吸取了宋初古文泥古不化的失败教训,摒弃僻涩怪诞的“太学体”古文,终于奠定了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宋代散文群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