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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章 必然的趋势（第2页）

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愈演愈烈，其奴隶制政治的弊端也逐渐的暴露出来。

武帝即为（公元前140年）以后，汉经过几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逐渐增强起来。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多至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压，至糜烂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

而且“异姓藩王”和“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朝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汉通过军事的手段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也就逐渐成熟。

于是，武帝元狩二年，元狩四年相继对匈奴发动了带决定性的出击，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败走，河西走廊平定。

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东线方面，匈奴也大败，起先受其压迫的乌桓族也与汉朝结盟，这样便断了匈奴的左臂。

同时，汉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与乌孙和亲，拆散了匈奴在西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

经过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措施以后，匈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至此到昭帝，匈奴就再也没有对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的力量了。

史载公元前七四年（昭帝元平元年），匈奴数侵边境;又联合车师共侵乌孙，乌孙昆弥和公主先后上书求救，于是汉朝组织了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兵员二十万，在公元前七一年（本始三年）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战。

结果匈奴惨败，从此大为衰落，更加趋向和亲。

匈奴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匈奴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匈奴人民更受到了惨痛灾难。

其次，丢失了大量的适于游牧的地区再加上天灾雨雪（如公元前104、89、71年），到公元前六八年，匈奴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及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社会经济陷入破产，部族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

许多冒顿单于时期臣服的部族纷纷起来反抗:丁令趁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因为单于的继位问题，这时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发展到公元前五七年，

便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内部大乱。

匈奴奴隶主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原民族政权势弱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和亲政策主要在政治上起到了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在军事上结交军事同盟并致力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最后通过武力征伐以图彻底的消灭少数民族政权。

然而，西汉自马邑之战开始与匈奴展开了近三十余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却仅仅是暂时解除了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匈奴奴隶主政权。

尽管没有达到汉王朝预期的效果，但西汉与匈奴战争仍然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促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为实现封建化铺平道路。

由此可见武帝及其以后伴随着和亲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中原民族政权势强少数民族政权势弱时通过和亲处理敌对民族关系的和亲。

自汉高祖刘邦至昭、宣帝，特别是经过汉武帝对匈奴的沉重打击之后，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发，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匈奴内讧即“五单于并立”事件之后，匈奴力量受到了更大的削弱，恰在此时随着影响汉匈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呼韩邪单于的出现，汉匈之间所处的和亲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朝由之前所处在的消极主动的和亲变地位成了积极被动的和亲地位，而影响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最主要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讧之后，内部分裂为南北两大匈奴集团，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以郅支单于为代表的北匈奴打败了以呼韩邪为代表的南匈奴。

呼韩邪遭遇新败，当时的形势十分明显，如不附汉则将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解除汉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借助汉朝的力量对付郅支单于，徐图恢复。

最终呼韩邪单于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汉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之下，郅支单于兵败被杀，于是与汉对立的匈奴力量最后消灭。

匈奴又复归于统一达一百多年。

得知自己的对手被消灭之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惧。

喜者，自己的对手已诛，再无后患，惧者，牵制汉朝的异己势力已经被消灭，而汉朝势强，自己有可能因得罪其而被诛灭如郅支。

再三衡量之后，呼韩邪单于决定主动与汉结为和亲之国，公元前三三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春他入朝向元帝请婚，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将“良家子”王昭君嫁于他。

呼韩邪单于大喜，号昭君为“宁胡阏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

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汉匈两族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