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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章 贡献（第2页）

他的翻译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陈腐思想，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改良运动。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翻译标准:“信、达、雅”

严复的三字标准其实早在支濂的《法句经序》中即己全部出现，其实这三个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找到源头，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为其立论的依据这说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理基础离不开文化典籍，而且说明翻译理论是可以并不断发展的，对于信、达、雅的关系，他阐述到:“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至于雅，他在本问第三级中讲到:易日:“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己。”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郁达夫说:“信、达、雅三个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利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已是确定的了”。

因此综观我国现代译论史，严氏的三字标准为后来的译论提供了批评的基础和改造的前提沈苏儒先生曾有专著论述严氏的标准。

所以严复的“信、达”两字得到翻译界的普遍认可，但其“雅”经常受到后人的批评。

严氏的“雅”实指古文中的“雅言”，从文体上讲指“先秦之问题。”

严氏指出，他使用古文体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穆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严复对汉英两语都有深入研究的译文基本上采用意译，早期译文比求“信”为主，各国翻译常采用日文翻译法，还论述了他的“达旨”译法:后期则更多采用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著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学会”活动，提倡改革和学习西方。

1897年9月他曾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一仪通等人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办。

随后他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主持印制出版了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编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不仅开拓了我国的出版业，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著作，包括严复所译外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林纾所译外国文学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韦勒所译《英译中国诗歌选》（英汉对照），并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应溥全译的《德诗汉译》一书，并做序言，其中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志之失。

近有他“直译”之说者，关节脉脉，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赘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是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鹤卿，号习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曾任职于张无济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译院，并与其创办《外交报》。

1920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多次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活动。1912年任职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1913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冬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邀请出洋留学的著名人士，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章鸿铭、吴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曾致唁电赞扬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