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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很高情商却低（第1页）

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望远镜”。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然后反问他：“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法治”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信仰法治”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信仰法治”。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信仰法治”。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勇气”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不敢说”，不等于说别人“不能说”，或“不该说”。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练”，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骗子”和“理想主义者”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