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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第2页）

我把没有佩戴犹太人标志的囚犯送往集中营：

艾丝岱尔·斯泰尔曼，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巴黎十二区，弗朗布尔热瓦路42号。

本雅明·罗茨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在华沙，弗朗布尔热瓦路5号，在奥斯特里兹火车站被第三情报处的探员拘捕。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的警察局报告：

探员居里尼埃和拉萨尔致主管警署署长、特殊分队队长

我们将名叫露易丝·雅各布森的女犯移交给您，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巴黎十二区[……]一九二五年获得法国国籍，犹太籍，单身。

住在十一区布莱路8号母亲家里，大学生。

当日约十四点在她母亲家被捕，当时情况如下：

我们到指定地址做入户调查，年轻的雅各布森正好回家，我们注意到她没有佩戴德国人条例中要求佩戴的犹太人标志。

她告诉我们她当日八点三十分从家里出发去克洛维斯路的亨利四世中学上会考预备班。

此外，该名年轻女子的多位邻居向我们揭发她经常不佩戴犹太人标志出门。

雅各布森小姐对我们警署的档案和司法记录一无所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昨天22：45，18区的两名保安在巡逻期间逮捕了法国籍犹太人儒勒·巴尔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十区，家住灰索路40号乙（十八区），被两名保安叫住后逃跑，因为没有佩戴黄星。保安朝他逃跑的方向开了三枪，没有伤到他，在夏尔—诺蒂埃路12号公寓楼9楼（十八区）的藏匿处将他拘捕。

但是，在“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中，多拉·布吕代被送还她母亲家中。没有提到她有没有佩戴黄星——她和她母亲应该在一周前就要开始佩戴——这说明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当天只是把多拉当成一名离家出走的普通少女来处理的。至少警察并不是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的始作俑者。

我没有找到这位萨洛蒙小姐的踪迹。她是不是还活着？从资料上看她应该在法国犹太人总会工作，一个由法国知名犹太人士领导的组织，在德军占领期间负责针对犹太社群的救济工作。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确为很多人提供了救济，但可惜它创立时的身份暧昧，因为它是在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授意下创建的，德国人认为一个诸如此类受他们掌控的组织更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像他们在波兰很多城市搞的犹太居委会6一样。

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知名人士和工作人员有一张“合法证”，可以让他们免于抓捕和监禁。但很快，这种优待就不算数了。从一九四三年起，几百名法国犹太总会的领导和员工被抓捕送往集中营。在这些人的名单中，我找到一位名叫阿丽丝·萨洛蒙的，她在自由区工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份有关多拉的档案要送呈的那位萨洛蒙小姐。

是谁做的这份记录？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一名职员。这就意味着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人知道多拉和她父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是塞西尔·布吕代，多拉的母亲，在绝望中向这个组织求助，就像大部分生活极度窘困、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犹太人一样。这个组织也是她的渠道，从那里获知三月份就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的丈夫消息，给他寄包裹。她想，兴许在法国犹太人总会的帮助下，她最终可以找回出走的女儿。

“如果有需求，警察局（杰弗尔码头）的女社工会给予必要的帮助。”一九四二年这样的女社工有二十名，隶属于刑事警察局的保护未成年人大队。她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由主管警署署长助理负责。

我找到一张当时其中两名女社工的合影。两人都是二十五岁左右。她们穿着黑大衣——也可能是藏青色的——头上戴着一顶橄榄帽，别着一枚两个字母P构图的徽章：警察局（PréfecturedePolice）。左边的那个社工一头褐色头发，垂在肩上，手上拿着一个挎包。右面那位好像抹了口红。在褐色头发那位社工身后的墙上，有两块牌子，上面那块写着：警署社工。牌子下面有一个箭头。箭头下面：“9：30—12：00值班”。下面那块牌子上的字被褐色头发女社工的头和帽子挡住了一半。但还是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外……处

便衣警察

下面有一个箭头：“走廊右手……门”。

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几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