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