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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