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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第1页）

孙文在伦敦被捕1896年1月，孙文抵达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已经名存实亡，故地重游来宣传造反，几乎没人响应，也没人捐款。半年时间过去了，钱仍然没有筹到多少。孙文不可能后退，只能往前，往前就是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孙文第一次踏上了美国本土，这里有很多华人聚集区，按理说情况要比檀香山好，而结果再一次严重地打击了孙文。他从美国西海岸一直走到了东海岸，凡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他都要去作演讲和拉投资，却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靠辛苦地修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或者依靠“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才生存下来的。这些刀里并不包括一把对自己的祖国造反的砍刀，虽然他们也知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意义，但在生存竞争激烈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支持造反是天方夜谭。一些人嘲笑孙文是怪人和疯子，做着想当皇帝的白日梦；还有一些人骂孙文是背叛祖宗的不肖子孙；更多的人任凭孙文在一旁慷慨激昂地演讲，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满目烟尘的孙文来到了大西洋边，海风吹拂着他的小平头，海浪打湿了他的鞋袜，他的心情是比较低落的。现在别说为革命筹款，连吃饱肚子都是很大的问题。茫茫大海拦住了他的去路，孙文上船了，他继续向前，渡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在伦敦，有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孙文决定先去找他。1896年9月底，孙文抵达伦敦，找了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他几乎天天去康德黎家拜访，谈谈他的起义事业。孙文并不知道，早在他还在来英国的邮轮上时，大清驻英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公使龚照瑗立即派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尼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可否援引香港、缅甸已经与大清签订的“交犯约”（引渡条约）将孙文引渡回国？得到的回复是它们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并不适用于大英帝国本土。龚照瑗等人最后商量出抓捕方案：先把孙文引诱进使馆，按照国际公法，使馆内相当于大清的领地，可以在这里实施抓捕，然后再想办法把孙文从英国偷运出去，交给朝廷处置！10月11日，孙文像往常一样去老师家，路上突然有一个清国人前来跟他搭讪，一问之下，这人竟然也是来自广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文热情地与他交谈起来，估计还想说动他为起义捐款。没过多久，又来了两个人，一问之下，竟然也是广东老乡！他们一左一右簇拥着孙文朝前走，而先前那个人却悄悄溜了，孙文正跟这两人聊得起劲，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楼房前。还没等孙文反应过来，旁边的两人突然一下子把他拉了进去。两人把孙文架到楼上的一间小屋，然后“砰”的一声，大门被闩上。马格尼走过来对他宣布：对你来说这里是大清，你现在是大清的钦犯！原来自己已经被抓了！孙文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只能开始想逃生的办法。给他送牢饭的是公使馆雇佣的一个英国仆人，名叫柯尔。马格尼早就告诫过他：要严密看守孙文，无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任何一张字条，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果然，孙文写下求救字条，对柯尔说，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请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亲自把字条给康德黎送去，实在不行就扔到窗外。当然，这是徒劳的，字条都落到了马格尼的手里。孙文开始自己想办法，他要求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然后把手伸出窗外，又一张字条就给扔出去了。这一幕却没逃过柯尔的眼睛，字条落在了邻居的房檐上，还被柯尔给捡了回来，然后就连墙上的小窗户被铁条封死了，孙文陷入了暗无天日中。孙文必须继续想办法。他是一个天生机警和心思缜密的人，也是不屈不挠的“石头仔”，他告诉自己只要能脱险，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当使馆翻译审讯他广州起义之事时，孙文供出了刘学询，说意图谋反是他，不是自己，自己也是差点就受了他的欺骗。孙文应该是对大清官场很了解，这与其说是孙文供出了刘学询，不如说是他想借刘学询来保护自己。果然，使馆方面也不敢得罪刘学询，虽然留下了一份问话记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但从种种情况来看，涉及刘学询的情况并没有往上报，甚至五年以后把材料公布时，还把刘学询的姓名给删去了，说明这应该是孙文为了脱身而对刘学询进行的“诬陷”！在孙文想尽办法自救时，龚照瑗也在紧急行动。为了把孙文偷运回国，龚大人不惜血本，已经花了7000英镑（四万多两白银）秘密雇好了一艘船，同时在加紧赶制一个特制的货箱，准备到时候就把孙文藏在这个货箱里，向大清国内“发货”。而孙文并没有放弃，他又写了求救字条，请柯尔给他送出去。这就是孙文，当他决定要达到某一目的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柯尔估计都快疯了。不过，孙文坚持从柯尔身上打开突破口看来是对的。柯尔作为英国本地人，来到使馆当仆人，这本身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估计买不起伦敦的房子。孙文把藏在身上的最后20英镑给了柯尔，并许诺事成之后再付给柯尔1000英镑。1000英镑大致相当于大清的近7000两白银，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这应该也足够让柯尔改善居住环境，去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问题是，就算把孙文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他也凑不到这个数目。他原本就是来英国筹款的，不是来捐款的，就是因为没钱才来，但对于孙文来说，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大炮”能行吗？柯尔显然有些心动了，但没有当场答应。回去之后，金钱在不断地召唤他，他很想行动，但又怕承担后果，只好跟使馆的生活管家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倾诉。这位英国大妈沉默之后，她对柯尔说：你应该帮助他。10月17日晚，在孙文被扣押的第七天，康德黎家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你的一个朋友现在被扣押在英国使馆，他被送回大清后一定会被处死，你要是能想办法就尽快想，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不能签名，但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送这封匿名信的人，就是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在她送信后不久，柯尔也想通了，他拿着孙文亲笔信来到了康德黎家，并表示今后将担任给双方报信的任务。此时的康德黎正在为孙文的“消失”而担忧。得到消息，他立即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一举一动，然后他选择了报警，接着到英国外交部控告，最后找报纸反映情况。看来这位老兄也是实在没办法，生生被大清使馆逼成了一位到处上访的弱势群体。根据外交公约，英国人无权强行进入使馆。伦敦警察局派出了警察，在使馆外三班倒全天候监视使馆，英国外交部也迅速展开调查和交涉，但是，除非使馆自动释放孙文，英国人也没什么办法。报纸记者也被吸引来了，他们涌到使馆门前要求采访，这又引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在使馆门前。在了解真相之后，人群开始骚动，他们自发包围了使馆，免得孙文被偷运出去。重重压力之下，马格尼出来了，他向人群出示了一张孙文亲笔申明，上面写的是“我是自愿进入使馆”。原来，这是使馆方面诱使孙文写下的，他们以为孙文又上当了。然而，这次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而且十分愚蠢。使馆方面出示孙文的亲笔声明，这等于使馆方面亲自证实了孙文被囚禁在使馆内，任何谣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出于常识，人们相信即使是孙文亲笔写下这样的声明，那一定也是万不得已，说不定还在使馆内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人群又开始骚动了，有人高呼口号“释放孙逸仙”；有人大声演讲，盛赞孙文是一个“伟大的反政府分子”；更多人认为，像孙文这样的政治流亡者，英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为他提供保护，所以必须和大清驻英使馆抗争到底。人群越聚越多，康德黎趁机在人群中为孙文募捐，很多人都捐了款。记者们采访不到更多内幕消息，只好报道花边，比如“使馆里有位中方大厨刚走出使馆，他就被一只死猫给击中”。使馆内，孙文也在坚持着。他通过柯尔和康德黎互通情况，康德黎知道了孙文没有被秘密处死，孙文也知道了使馆外正有越来越多力量试图营救自己。孙文之所以一定要走出去，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为了革命的前途。否则一旦被秘密送回大清，朝廷的宣传告示中一定不会说孙文是被偷运回来的，而是从英国“引渡”回来的——这说明西方国家也不支持针对大清朝廷的革命，让很多人丧失原本就微弱的信心。所以，现在最着急的要算龚照瑗了。事情已经曝光，现在要把孙文偷运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直接把孙文处死，他和慈禧都没这个胆。英国外交部也已经向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声明把孙文强行拘禁在使馆内的行为违反了英国法律，不但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而且还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孙文。龚照瑗明白了，不放人已经是不行了，拖下去恐怕会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和制裁，对使馆和朝廷都很不利。10月23日，在被扣押的第13天，孙文被无条件释放。使馆特意安排他从后门走出，但没想到后门也有很多人。得到消息的人都跑向这里，拥挤着想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众多记者开始写他们的速记：“孙的身材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身材要矮，看上去十分瘦削，相貌比较文弱。”记者们其实并不只是报道八卦。之前朝廷和使馆方面一直宣扬孙文是杀人不眨眼的草寇大王，长着“红眉毛绿眼睛”；现在，面前的人却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大家相信，这样文弱的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内心的信仰，绝不会成为革命者！在警察的保护下，孙文带着标志性的微笑离开使馆。这一刻他像一位明星，散发着重获自由的光彩。流浪画家在为孙文现场画像，诗人在为他进行现场创作，很多人都对孙文翘起了大拇指。有个叫摩根的英国退伍士兵甚至从此一直追随孙文，竟然还参加了四年后的惠州起义！只有那个叫柯尔的仆人，他向孙文索要了报酬，不过他只要了孙文当初承诺的一半——500英镑，也许他认为自己只该得这么多吧。孙文趁热打铁，把这段经历和被捕之前的历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书——当然，其中隐去了供出刘学询的细节，这就是《伦敦蒙难记》。根据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这本书是康德黎帮助孙文完成的，以孙文的英文写作水平，他很可能无法单独完成这一著作。无论怎么说，这是孙文的自传，最后肯定得到了孙文亲自的审阅和认可。考虑到大多数的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孙文并没有在书中说他是“革命者”，而是定义为“坚决的改革者”，采取激烈手段也只是为了改革，而不是试图颠覆政权。书一出版，可以用“轰动一时，威慑大清”来形容，不仅成功地登上了伦敦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俄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个俄国人在流放西伯利亚过程中就读到了此书，从此对“孙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多年以后，当共产国际酝酿拟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时，当年的读者列宁说出了孙逸仙的名字。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孙文是在大街上被诱捕进使馆，而是孙文自己走进使馆的。孙文可能认为自己已断发改装，是不会被认出来的，就化名“陈载之”，去使馆问“这里有广东人吗”，而使馆后来察觉他就是孙文之后，这才在使馆内实施抓捕。应该说，使馆的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无论是孙文还是使馆，他们都找不到第三方证人。孙文到底是被诱捕还是“自投罗网”？百余年来，史学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论。愚蠢的大清朝廷，他们抓人不成，反而为孙文免费做了一大单广告。而孙文是不会只是写写书而已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事件的热度更持久，影响范围更大，最好能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清，借此自我宣传以及宣传革命。孙文开始频繁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把大清的情况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去。他提到使馆曾经威胁他要先把他杀掉，把尸体运回大清处决。“处决尸体！”伦敦市民惊呼，相互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终于了解，在大清还有一种叫“鞭尸”的酷刑。英国报纸又找到了新的报道热点了，虽然记者们把广州写成了“广州省”，但对鞭尸的报道却是相当传神。孙文毫不留情地批判大清朝廷，说朝廷把人民当作“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阻止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孙文指出，中国的人民和此时的代表“中国政府”的大清朝廷并不是同义语，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有先进性的政体来进行取代，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和学习态度。就这样，继虎口脱险的传奇之后，孙文以出格言论，又不断成为英语记者的报道对象，通过路透社的电讯，登上巴黎、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报纸的版面。当时的清国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孙文给人的印象却极为罕见，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孙文俨然已经成为“古老中国改革运动”的代言人。但这并不能影响东方。在大清、日本和南洋，孙文仍然是籍籍无名，几乎所有的清国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同胞中，还出了这样一个“异类”。留在日本的陈少白，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孙文，也收效甚微。孙文被捕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这在日本是很难扩大影响的，《伦敦蒙难记》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曾有日本杂志在“国外通讯”中简要报道过孙文，不过他们根据音译，把孙文误称作“清国医生宋某”。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孙文并不熟悉。然而，接下来这批日本人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切。虽然日本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算盘，但将在客观上使得孙文的革命事业迎来重大转机，也将使孙文首次有了海外的革命根据地——日本。

日本人为何会支持孙文？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大陆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调整了对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通过主导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导大清。甲午之战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日本摆出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的姿态，打着“同文、同种、同肤色”的旗号营造“日清亲善”氛围，在某些时候对朝廷作出适当让步，试图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从而使大清朝廷归于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来自俄国的压力（此时俄国正与日本争夺大清满洲以及朝鲜）。而背地里，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据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报告，大清“早则10年，迟则30年，必将有支离破碎之一大变化”。为了掌控未来取代朝廷的新政权，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在与朝廷“修复关系”的同时，秘密寻找和扶植大清民间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很显然，这两手战略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为日本利益服务这个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强对大清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一批日本人在为这两手战略服务，军方有骨干宗方小太郎，内阁有大佬（外务相）大隈重信，议院中有议员犬养毅等。当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员是不太好公开出面的，最好在幕后遥控指挥。正是在制订这两手战略之后，日本涌现了许多外务省或者军部的外围组织，比如东亚同文会，它的目的是推动“日清亲善”；而在军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围组织——黑龙会。1901年，鉴于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以及朝鲜越来越激烈，极端右翼人士内田良平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是因为它的宗旨是阴谋为日本夺取满洲和蒙古，这里有一条黑龙江，因此取名黑龙会。这个组织平时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势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会员，去国内外暗杀、爆炸、绑架。可见这是一个右翼团体，也是一个“黑道”团体。外务省也不甘落后，资助了一批民间浪人。这些人在外务省领取经费，秘密寻访反清志士，颠覆大清政权。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干叫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称作“新式浪人”。他们都上过高等学校，有文化有知识，实际上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找“正经工作”的社会文艺青年。宫崎寅藏首先认识了在日本的陈少白，陈少白向他介绍了孙文。1897年7月，使馆脱险后的孙文回到了日本，于是他就认识了宫崎寅藏等一大批横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两道”的人。犬养毅向有关部门疏通，安排孙文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在日本的准居证，孙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护，大清密探就不敢轻易骚扰和缉捕了。犬养毅还解决了孙文的生活费问题，要求东亚同文会照顾好孙文的生活。老犬认为孙文“奇货可居”，向一干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们将孙文等人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们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宫崎寅藏在为进一步打开孙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报刊开始频繁地报道孙文。1898年5月起，由宫崎寅藏亲自翻译的日文版《伦敦蒙难记》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寅藏在序言中赞美孙文是“大清出类拔萃的革命家”。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自己在英文版的《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说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说成“坚定的改革者”（照顾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如果不算一些报纸的零星报道，日文版的《伦敦蒙难记》是首次把孙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来了。请大家注意这个词——革命。虽然我们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这个词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这个词，正是来自日本。古汉语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这个词，比如《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这个“革命”在事实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义词，讲的主要是“革天命、顺民心”，问题是随着后来专制王朝不断发展，在朝廷的话语中，造反被定性为株连九族的大罪，“革命”这个褒义词自然也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谋反”“谋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顶多把自己的行动与“义”相连，比如“起义”“举义”“举事”等等。到了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努力接触和学习西方，他们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呢？一向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易经》中的“革命”，古老词语“革命”从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还根据英文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既是觉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农民起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并不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它还有制度上的进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它有理论上的指导。从此，“革命”成了一个极其时髦的词，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很显然，它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他们只是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东西方。孙文在海外留学时很可能很早就接触过“revolution”这个单词，但之前他也是没有接触过日文翻译中“革命”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称作起义、举事、反朝廷等等。现在，对于孙文来说，日本人说的“革命”这个词真好，既表达清楚了意思，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冲动，不像起义造反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孙文的事业从此以后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伙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党人”！需要指出的，在陈少白和冯自由后来的记录中，他们说的是早在两年多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时，日本报纸就用“支那革命领袖孙逸仙抵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孙文就决定采用“革命”这个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当天和邻近几天的日本报纸中都无法发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当时的日本报纸仍然把孙文等人称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户又新日报》的标题是“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它们甚至连孙文的姓名也没弄清楚，把孙文称作“范某”或者“黄”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报纸不可能在当初孙文一抵达日本的时候就把他称作“革命领袖”。日本人对孙文开始重视是因为发现孙文“奇货可居”之后，而陈少白和冯自由有把这一切提前的嫌疑——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孙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无论怎么说，在重返日本之后，孙文的革命事业开始有了转机。至少是有人管饭了。虽然日本人对孙文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计——估计孙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艰难的时刻，孙文似乎也只能接受这种“支持”，否则革命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日本人的野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孙文已经决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脉资源，积蓄革命力量。而随着1898年的到来，有一个著名人物也即将到达日本，并最终成为了孙文在日本开拓革命事业的敌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