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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第1页）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当康有为去加拿大创办保皇会之后，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办报。梁启超是见过孙文的，康先生不在身边，梁启超就经常往孙先生那里走动走动，接受“革命的教育”。头脑发热的时候，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过一封信，规劝师父倒向革命。梁启超的意思是：皇上虽然对师父您有“知遇之恩”，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加入革命队伍，只要不杀皇上就可以了嘛；等革命成功后，皇上不是一样可以竞选“总统”吗？可想而知，康有为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他特意派专人到日本给梁启超“反洗脑”：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和“行者”（指孙文）搅在一起，不然我就要断了你的资金；革什么命，你不想想，没有咱保皇公司赚钱，你就得喝西北风！康有为还是康有为，他知道自己山高皇帝远，是很难控制住梁启超的。为了釜底抽薪，他干脆来了一招绝的——派梁启超去孙文的老根据地檀香山筹款！师父的命令，梁启超不得不执行。临行之前，他找到孙文说：虽然我师父不同意我们两派合作，但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最终会争取把两派撮合的！孙文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小梁”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孙文立即向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好好招待梁启超，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拿着介绍信，梁启超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檀香山站稳了脚跟，他还一度住进了孙眉的家里，成为孙眉孩子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华侨，然后——梁启超全心全意地为保皇会筹款。事实证明，“保皇”的旗号比“革命”要受欢迎多了。许多檀香山兴中会的元老都脱离会籍，投入这笔更大的“生意”，甚至连孙眉都要加入。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打着保皇会的名号筹到了不少的钱款。而被挖了墙脚之后，檀香山兴中会靠剩余寥寥无几的会员就更筹不到钱了，因为华侨们的募捐市场也是有限的，现在来了两个宗旨不同但目标市场相同的竞争对手，只能是此消彼长。不得不说，梁启超实在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业务员”，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以那两封介绍信打天下，筹了近十万的款项！这是以前在这里筹过款的孙文万万不能相信的。而此时的梁启超也早把“撮合两派”的工作忘到脑后了。别人要问起，他就说：我这是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嘛！见到果然如康有为所说，“保皇”在筹款市场的前景更好，梁启超干脆又给孙文写了一封信，劝告孙文“倒向”保皇：古人说的，虽有智慧，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我觉得您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只要我们都是为了推翻慈禧，您以皇上为“总统”闹革命不也是一样吗？孙文接到这封信后简直鼻子也气歪了，当场把梁启超骂了一通。孙文伤心的其实并不只是被挖走了地盘，他更伤心的是原来看错了人——即使梁启超真的倒向“革命”，他也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和那位似乎从不改变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一生多变，反复无常。这与年龄没有关系，只与性格和阅历有关系。1896年甲午战后，23岁的梁启超以文章崭露头角时，各方前辈都喜爱这样的“好苗子”，浙江钱塘县知县吴小村却建议梁启超“不要急，慢慢来”。他准备在西湖边给梁启超找个好地方，给他买上一堆书，再请上英语、德语老师各一人，把梁启超“关”上五年。吴小村的意思是，梁启超还很年轻，其实还只是一个有灵气的书生，应该先专注于学问，把基础打牢，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见识，现在让他一头扎进社会去搞政治活动很可能会害了他，到时候学问家和政治家都当不好；但康有为和湖南官员黄遵宪都认为“国势危急，时不我待”，坚持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小村和黄遵宪二人争论了近半年，最终还是黄遵宪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获胜。梁启超被安排去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直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但梁启超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所谓的“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用于追求学问还可以，但政治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确实需要“顺应大势”，但更需要有一种“不做则已，做则决绝”的坚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优劣势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否则，表面上处处跟上“形势”，实际上处处错失“形势”，这正是梁启超所缺乏的。见到梁启超不负所望，回心转意，康有为就十分高兴了。为了勤王起义，康有为特地制订了一个“两头鼓动”的策略。在海外，他鼓动华侨们：保皇会在内地“已拥兵七十万”，实力强劲，现在就差军饷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将来完成一举勤王成功，皇上一定不会亏待大家！在大清国内，康有为的人放风：我们保皇会已经在海外“筹得巨款”，现在就差军队了，希望你们踊跃参加勤王军队，皇上将来会重用大家！看来康有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炮”，但这种效果是奇好的，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骄人。到1900年下半年时，加上梁启超在檀香山近十万的筹款，保皇会总共筹得款项约三十万。康有为手里有钱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兵的问题。兵的问题其实比钱更难解决，这毕竟是要冒着杀头大罪的。不过这也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康有为，他制定了一个“朝野同时发难，粤、湘、鄂并举”的大手笔计划。所谓“朝野同时发难”，就是同时策反朝廷将领。看来当年策反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对向朝廷挖墙脚仍然有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次的目标是有“北袁南岑”之称的武将岑春煊。

有“异志”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岑春煊，广西人，父亲曾经是云贵总督，负责平叛边疆之乱，杀人如麻。岑春煊自小在父亲军中长大，性格强硬，更重要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当年曾经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戊戌变法时期，光绪想抓军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岑春煊，然后才是袁世凯。光绪任命岑春煊为广东布政使，去对付后党中坚分子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到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岑春煊自然要遇冷了，被发配到甘肃当布政使。康有为认为，岑春煊受过光绪的提拔，现在又受慈禧冷落，是可以被策反的对象，保皇会方面也一直在与岑春煊秘密联络。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慌忙命令各地督抚星夜带兵进京救驾。慈禧原本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寄予厚望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大佬们并没有执行慈禧的命令，而是忙着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不过，当旨意传到连慈禧都没有注意的甘肃时，情况却发生了变法。岑春煊决定：单独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他是没有兵权的，手头也无兵马，岑春煊只好向陕甘总督“借”了将近2000人的军队，千里迢迢从甘肃前去救驾。岑春煊十分积极，先带了几十人赶到了北京。慈禧听说有个人大老远地从西北跑来“救驾”，却只带了几十人来，哭笑不得。面奏时，岑春煊表示，他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当迎战八国联军的前锋，只能当后卫。慈禧大概觉得2000人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于是命令岑春煊去张家口等他的后续部队，然后原地驻防，说是防备北面的俄军。下完这道命令之后，慈禧就把岑春煊和这件事情都给忘了。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很凑巧，岑春煊的军队就驻扎在慈禧出逃的方向！岑春煊知道，他的机会要来了，于是他立即带上他那2000兵主动追上慈禧护驾。此时的慈禧十分狼狈，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看到岑春煊和他2000人前来护驾——虽然这个人曾经受过光绪的重用，但现在慈禧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慈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感动老泪纵横，与岑春煊“对之痛哭”。接下来，岑春煊对慈禧表现得忠心耿耿，漫漫逃亡之路上，他又把慈禧给惹哭了一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慈禧和光绪好不容易找到间破庙安歇下来，半夜，慈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大声惊呼，逃亡又不比在皇宫，大家都各自找好地方去睡了，侍卫也不见了踪影，正当慈禧惊慌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庙外传来：“臣春煊在此保驾！”了解这一切之后，慈禧又对着岑春煊哭了。最高权力者原本对单独带着武器接近的人都有天然的警觉，但此时的慈禧仍然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岑春煊是在忠心护卫，并且要肯定这种忠心。于是慈禧边哭边当着岑春煊的面立发下重誓：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慈禧并不知道，杀机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她只能相信岑春煊。当初慈禧命令的是各督抚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原本是没有执行这项命令的义务和权力的，他“借兵”进京，实际上是越权。在这个朝廷里，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就正常，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于岑春煊来说，他同样没有与洋人签“互保”协议的权限，京城局势危急，慈禧着急，就是他的机会。带兵进京，最大程度地去接近最高领导，而慈禧出逃之后，岑春煊的军队几乎是能够接近和环绕慈禧的唯一武装力量！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的背后，岑春煊正是在做着不赔本的两手准备——要么真心护驾，重新获得慈禧的信任，从冷遇中走出来；要么严密监视慈禧身边局势，寻找机会勤王。具体计划是：先力谏慈禧归政光绪，如慈禧坚决不肯，就用手中的军队控制慈禧；此时，康有为也会在海外遥控发动勤王起义，共同奉光绪皇上回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和约；只要八国联军不反对，大清的政权就会落入光绪和岑春煊这伙人的手中！（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逃亡队伍到达山西太原后，幕僚张鸣岐正式向岑春煊提出了这个勤王计划，请岑春煊定夺。岑春煊“词穷而不语”，实际上岑春煊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勤王是不可能了。掌控着慈禧身边的武装力量，对于制住慈禧，岑春煊还是有信心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于能否制得住慈禧，关键恰恰在那些没来“救驾”的李、张、刘等这些地方大佬身上。他们与洋人的“东南互保”进行很顺利，手中的兵力和实力没有受到丁点儿损害。既然这些大佬们还有强大实力，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岑春煊夺走最大权力蛋糕的。可想而知，只要岑春煊开始行动，大佬们一定会共同起兵向岑春煊发难，就会真的带兵为慈禧“救驾”。到那时候，岑春煊就是被天下诛之而后快的“国贼”，抓权不成，反而有性命之忧。至于实力最强的八国联军，他们一直和这些大佬们的关系比较好，必然不会去保岑春煊。岑春煊注定要让康有为失望了。康有为曾经寄希望于岑春煊把对光绪的道义和报恩坚持到底，但对于岑春煊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官场人物，光绪确实提拔过他，但要说提拔，谁又有慈禧提拔的权限大呢？怪只怪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没有抓住大权。岑春煊从此收起了勤王野心，“忠心”侍奉慈禧，后来果然被慈禧提拔为署理（代理）两广总督。康有为对岑春煊的“侥幸心理”熄灭了，不过，康有为这么精明的人，他自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试图策反岑春煊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备选。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的势力主要在两广一带，这也是康有为“粤湘鄂并举”中“粤”的一环。唐景崧，大家见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他就是甲午战争中的台湾巡抚。他原籍广西，还是岑春煊家的世交，跟岑春煊和康有为很早就认识。丘逢甲是台湾本地人，日军攻占台湾，唐景崧和丘逢甲曾奋力组织人马抵抗，失败后双双渡海来到福建和广东一带。康有为知道他们在闽粤一带是很具有声望和号召力的，缺的只是钱，于是康有为就给他们钱。据统计，康有为手中约30万的筹款，他只给自己留下3万，其余27万都用于发展两广势力——很显然，很大部分应该都给了这两个人。康有为还向唐景崧承诺，只要他能在收买好帮会分子，成功组建起两广勤王军，发动起义，就封唐景崧为“前方大帅”，率军北上，“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康有为为什么对两广如此重视呢？这自然因为他原本就是广东人，康有为还是很有乡土观念的。其实孙文也不例外，自从广州起义之后，他的兴中会已经在这里深耕细作了五年，康有为此举相当于来抢兴中会的地盘。不过，那些帮会分子是只认钱的，管它是保皇还是革命，谁给钱多就跟着谁走。看来康有为还是有把握的。而结果又要让康有为大失所望了，他在这里花了最多的钱，也找了两个得力的人，两广勤王军却始终连影儿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当初孙文没钱没势，好歹还能凑成一帮人，现在康有为财大势大，却反而组不成一支队伍？难道是那些帮会分子突然不爱钱了？原因只有一个：唐景崧和丘逢甲在两广要收买的那些帮会分子，基本都被一个人杀掉了。他就是李鸿章。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康有为秘密运作勤王起义的同时，慈禧对康有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1899年底，李鸿章被起用为两广总督时，身上还有“除康”的密旨。针对唐景崧和丘逢甲的行动，李鸿章大人在广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活动，对象自然就是和唐、丘接触的帮会分子。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这场“打黑”中究竟杀掉了多少人，这已经很难统计了，有的说是几百，有的说是成千上万，更有的说是五万，平均每月要杀掉近一万人（《瓦德西拳乱笔记》）。准确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李大人的“打黑”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两广勤王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康有为实在是不走运，他原以为竞争对手是兴中会，闹了半天，却碰在了李鸿章的刀口上。其实在准备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改革派”的所有大臣都是康有为争取的目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袁世凯，这是在戊戌变法时就结下的梁子；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就是在这场“打黑”中结下的梁子。李大人没有想到，他阻截了康有为组建两广勤王军，也间接阻截了康有为在两广抢占孙文兴中会的“地盘”，也为接下来孙文发动惠州起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李大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对于革命派的起义，他还有一份间接的功劳。而康有为也并不知道，除了李鸿章，还有一群人在秘密监视着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就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事实上自从《马关条约》签署，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驻台日军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派间谍监视来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以阻止他们暗中支援原住民。当康有为想通过唐、丘组建勤王起义军时，实际上也已经踏入了日本人的雷区。日本人是不会坐视抗日派的势力坐大的，如果不是李大人先动手，估计日本人也会想办法破坏组建勤王军的行动。继策反岑春煊失败之后，康有为在两广地区的活动也失败了，接下来就只剩下计划中的两湖地区（湘、鄂）。在这里，康有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唐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