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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静安、虹口等证券业务部成立的初衷是为上海已发行的几只股票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但是，由于当时可供交易的股票没几种，而且人们对股票的认识很肤浅，不少人视股票为资本主义的腐朽产物，别说买卖股票，就是谈股票都怕。不少领导干部谈起股票时说：“我对股票一窍不通，从来不碰”，脸上写满了自豪。那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能参与股票买卖”。文件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白，股票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不许碰。因此，上海重建股票市场初期，实际参与的人并不多，交投不活跃，股价也上不去，证券业务部单靠股票买卖那点收入难以维持生存。

1988年，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弱小的证券行业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相对股票，国库券发行量大，发行面宽，所以交投也更为活跃。

很快，国库券买卖实际上已不限于规定的六个城市，几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债服务部都开辟了国库券买卖业务。不少省市还成立了财政证券公司，专营国库券销售和买卖。

牛市带来“黄牛市”

开放国库券买卖初期，卖的多、买的少，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国库券买卖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少人在这一时期赶紧把手头的国库券卖掉，根本不在乎利息甚至部分本金的损失。套用现在的股市行话，就是赶紧“解套”。

卖多买少，一些本金不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就挡不住了，只能不断降低买进价，甚至挂起免战牌，只卖出不买进。国家开办国库券买卖的文件规定，为了维护国库券的信誉，不允许国库券在面值以下交易，这条规定在不少地方一开始就很难做到，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对此只能眼开眼闭、不管不问。后来，全国不少地方国库券买卖机构的买卖价格基本上是“七进八出”，即买进时打七折，卖出时打八折。

这时候，上海人的精明就体现出来了。那些手头有点闲钱的上海人从国库券市场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国库券信誉度高、买卖自由、流动性不亚于银行存款，二者一比较，买国库券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得多。慢慢地，上海买二手国库券的人多了起来，国库券的买卖价格也随之上升，与其他省市国库券交易价格形成了差价。那年头资讯业非常不发达，更没有证券行情显示系统，真正了解国库券买卖地区差价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不了解国库券怎么买卖。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淘金者”看到了这个机会，上海于是出现了一批倒卖国库券的贩子。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6）

当年，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称为“一个箩筐”的生意为生。他们在马路边显眼处倒扣个箩筐，箩筐上贴上些外烟纸盒，再贴有一纸：“兑换外汇券、国库券、汽油票等票证”。在箩筐不远处，有“打桩模子”守着，见有意者便前去接洽，见工商管理人员就拔腿开溜。

“打桩模子”是上海人对马路边倒卖各种有价证券和票证的人的统称，意指这些人每天像打桩机似的伫立在马路边。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中，不少年轻人听他侃到“打桩模子”的语气和神态，忍不住发笑。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上海人，谁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路边走着，突然有人上前悄悄问你：“外汇券有伐？国库券有伐？外烟要伐？”我在浦江饭店办公时，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几个“打桩模子”。那时警察也抓“打桩模子”，但好像总抓不完。每个“打桩模子”背后都有老板或下家，所收购的票证通过上下家的再交易，获取差价。

1988年，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只有5个，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国库券卖给马路边的“打桩模子”要比卖给国家设立的经营机构价格低，但懒得为点儿差价换车赶路。马路边国库券的收购价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价格也随着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挂牌价格变化，但始终要比我们低得多。“打桩模子”收购的国库券，下家基本上是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卖出之间，１００元钱赚１０元以上，一天即使只成交１００元，一个月下来，利润就是３００元，远高于当年一般在职人员月收入１００元左右的水平，因此，有不少人辞去公职加入这个“淘金”队伍，很多人很快成为了“万元户”。

为了解决马路边国库券买卖的问题　，我们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批准下，一两年间在全市各区县设立了二三十家国库券代理处，委托各区银行和信用社代理我们的国库券买卖，从而也堵绝了上海“打桩模子”马路边交易国库券的淘金之路。

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人称“杨百万”。杨怀定自己也承认，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杨怀定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

杨怀定也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我与他也很早相识。杨怀定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我很难确认，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

我也去做“黄牛”

那时，上海人把从事长途贩运的人称为“黄牛”，这种长途贩运的合法性没有正式说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干。

我到信托公司任职不久，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向我请示，经常有国库券“黄牛贩子”上门向他们询问：“大额的国库券收不收？”我问他们多大额，回答是少则10多万，多则几十万。我问胡瑞荃他们，卖方是哪些人，他们回答“当然是那些‘黄牛’”。那时上海尽管已有5个证券业务部，但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静安证券业务部，一般外地国库券卖家到上海都是冲着那里去的，胡瑞荃因此了解很多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每天都有外地“黄牛”到他们业务部，先拿少量国库券投石问路，说还有大头在后面，如果我们要，他们的卖出价可以在我们的挂牌价上再下浮一些。　。。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7）

“收。为什么不收？”我的意见很明确。其实我知道，下面的业务部早就偷偷在干了。

确实，一个证券业务部如果光靠柜台上每笔百十元的买卖，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不过做大宗买卖，本钱也要大才行。当时信托公司拨给两个业务部的营运资金非常有限，老胡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资金。信托公司总经理李志道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快给两个证券业务部充实了2　150万元的营运资金。

我在证券业务部见过这些外地客户，他们一般是白天与业务部谈好价钱，营业结束后来交割。因为那时，国库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国库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张一捆只有1　000元，１０万元就是１００捆，清点很费时间，白天做会影响正常的对外业务。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有些外地客户前来交割的国库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签，明显是从外省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大额买进的，他们只是冒险倒运了一下，得到的却是巨额利润。那时，上海与外地国库券差价少则三五元，多则10元以上，２０万元倒腾一次，利润就在万元左右，抵得上当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这些黄牛贩子接触了几次，心想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自己为何不能做？我由此决定在公司开办跨省市的国库券买卖。

当时，异地交易的最大问题是现券运送的问题，因此杨怀定想到雇用保安公司。而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现券存放在对方的金库，在当地兑付后资金划回。也可出点儿费用请对方银行保卫部门帮助把现券押运到上海。当年，我们一般都把大额现券运回上海，不是存放在对方金库不放心，主要是财政部每年对到期国库券兑付银行都会支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个人，因此各家银行对这部分收入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