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过后,斜塘镇上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就算日本兵来的这几年也不例外。长街的两头架着机枪,来自四乡八里的乡亲们照样把庙里的菩萨用轿子请出来。巡游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在一片锣鼓笙箫中,唯一缺少的是冲天而起的爆竹。日本人是绝对禁止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燃放爆竹的。爆竹一响,他们架着的机枪也会跟着响起来。
仲良的烟纸店就开在长街的尽头。坐在柜台里可以看到他想象过的那座桥,桥下的银杏树刚刚开始萌芽。这里曾是他母亲的家,现在成了他的烟纸店,除了卖香烟、火柴还兼售糖果与草纸。苏丽娜有时也从乡下收购一些土鸡与鸡蛋,主要卖给日本军营里的司务长。
有一次,仲良跟着日本司务长把鸡蛋送进军营,回来说其实里面的鬼子都是高丽拉来的壮丁。苏丽娜正蹲在灶口烧水,她笑着说难道你想策反他们?可话一出口,她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苏丽娜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周楚康,想起了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不惜代价地去接近他,从他身上获取情报,最终把他拉拢过来,让他成为我们的同志,成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潘先生布置这些任务时,苏丽娜刚满二十一岁,离她在圣玛丽公学院的毕业典礼还有两天。
在离开上海的货船上,苏丽娜第一次在仲良耳边说起了她的身世,说起了她死在袁世凯狱中的父母,说起了她经历的那两个男人。他们躺在船舱狭窄的夹层间,就像挤在一口暗无天日的棺材里,紧挨着他们的是船主偷运的烟土。苏丽娜说完这些就泣不成声,她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好像一点都没感觉到仲良已经把她搂进怀里。苏丽娜紧紧抓住仲良后背上的衣服,就像一个落水者紧抱着一块门板。
可是,当仲良用嘴唇摸索着找到她的嘴唇时,她一下清醒过来,别过脑袋,在黑暗中闭紧了眼睛。苏丽娜变得像具尸体一样僵硬,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
货船在长江对岸的一个码头靠岸,这是陈泰泞护送的最后一站。他站在岸上,朝一个方向指了指,说,往北走就是你们的地盘了。
苏丽娜点了点头,看着他登船离去后,捋下戴着的一个手镯,往仲良手里一塞,说,我们各奔东西吧。
你去哪儿?
苏丽娜没回答,最后看了一眼仲良,扭头沿着一条积雪的小路进了镇子,在一家客栈投宿后就开始发烧。苏丽娜在客栈的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她把自己的一生从头到尾又回想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
仲良在第四天的上午敲开了客栈的房门。他站在门口,望着形容憔悴的苏丽娜。仲良一句话都没说,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他的眼里布满了一个男人的沧桑与焦虑。
事实上,仲良一直守在客栈对面的茶馆里。苏丽娜在床上躺了三天,他就在茶馆的窗口坐了三天。这三天里,仲良的眼睛没有离开客栈的大门。
几天后,一对神情疲惫的男女出现在一个叫斜塘的小镇上。他们沿着河边的长街走到一座桥畔,站在那棵苍老的银杏树下。仲良看了会儿对面的竹篾铺后,拉起苏丽娜的手走了进去。徐嫂一眼就认出了儿子。她从坐着的一张小凳站起来,手里还握着一把竹刀。徐嫂张了嘴,眼睛就湿润了。但在看到儿子身后站着的苏丽娜时,她的目光慢慢凝固起来,扭头对咧着嘴、露着满口黑牙的老篾匠说,你看,他比他那个爸要有出息。
老篾匠是个机灵的男人,他什么话都不说,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两只大手,很快去街上拎回了一块猪肉。
吃饭的时候,老篾匠就像认识仲良好多年了似的,大侄子长、大侄子短地说个不停,从他死去的外公,一直说到他外婆下葬。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老篾匠说,我就像是他们的半个儿子。徐嫂始终一言不发,不急不缓地吃干净碗里的饭后,起身去了前面的店堂。仲良知道母亲这是有话要说,就跟了出去。站在母亲跟前,看着她像剥皮一样把一条竹篾从竹子上剖下来。徐嫂没有抬头,不温不火地说,她是哪家的姨太太?还是你勾搭来的舞小姐?
她是我太太。仲良平静地说,是你的儿媳妇。
徐嫂抬起脸,看着儿子,同时,也看到了站在里屋门边的苏丽娜。徐嫂的眼睛在两个人的脸上跳跃,忽然站了起来,说,把婚事办了吧,办了踏实。
说完,她把手里的竹刀往地上一丢,掸了掸衣襟进了里屋。
仲良却怎么也想不通,到了新婚之夜他还在问苏丽娜,她怎么知道我们没结婚呢?
苏丽娜没回答,她在烛光下凝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七岁的男人,说,如果哪天你后悔了,你一定要跟我说。
仲良摇了摇头,隔了很久,他捧起苏丽娜的脸,问她,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吗?他不等苏丽娜回答,马上又说,因为你,我才走上了这条路。
苏丽娜说,没有我,也会有别的女人跟你结婚。
不是这个。仲良想了想,说,如果没有见到你,我想我这辈子都会是上海街头的一个邮差。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了。苏丽娜说。
我成了你的丈夫。仲良笑了,伸手把她拉进怀里,好像生怕她会离去那样,用力地抱紧她。仲良在他的新婚之夜,又想起了他在四明公寓203室门外第一次见到苏丽娜的情景。她穿着一条无袖的雪纺睡裙,手把在门框上,脸上的表情慵懒而淡漠。
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来,老篾匠第一个反应就是从竹篾铺里跑过来,对仲良说,你得进点烟花爆竹,镇上八年没人放过一声鞭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