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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到农民4（第1页）

吴虹飞：中国有许多的乡土文学，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后来如《红旗谱》、《暴风骤雨》；再后来如《白鹿原》。你觉得你写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吗？

李洱：我也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他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再说了，你都“无论魏晋”了，干吗还要写小说？应该学习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方式。只有跟沈从文不一样，你才是对沈从文的尊重。在问题的另一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苦，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绝不罢休，然后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磨破了，都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不是球不进洞，而是找不到球了。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得把书放下了。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吴虹飞：《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出版后，书店为作者举办作品朗诵会，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可以实现吗？

李洱：中国已经有了——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你想想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女演员，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听不懂中文，但她说听了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其实我也能从她的朗诵中听出一些感觉，好像小说是她写的。我们到酒吧里喝了一杯。我借花献佛，向她敬酒，为了文学带给我们的那种奇妙的感觉。它本来就不仅仅是你写的，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它还是别人写的，写给别人的。

吴虹飞：你的书的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快翻译完了，最后又决定不翻译了。不翻译的原因是，他无法接受我的小说。他是在“文革”时候学的汉语，是在复旦大学。他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合同就到期了，怎么办？只好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果愿意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不打官司，就多赔付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因为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为了他的立场，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太值得了。我就跟法国的出版社讲，我倒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还引用了我的朋友李佩甫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给我一个思想，我给你一个思想，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个思想。”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可他们却不信。

吴虹飞：《花腔》体现了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东西是一些混乱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了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的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没有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去写散文，他只愿意写诗。

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吴虹飞：你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也都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