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
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
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的解释是: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
(又)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
元气(古人把己身当作先人的身体的延续,比如自己
享福,说成是享祖上荫德)。困知勉行(知难而进,勉
力而行),期(希望)有寸得(一点收获)以无失词里
(文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安逸)而生淫。如
种树然,斧斤纵寻。(纵情
砍伐)之后,牛羊无从牧之;
如燃灯(点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
(乘虚而入)。庶几(也许)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
(自己)速死。
“诚(果真)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
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处理不仰仗)俯蓄(省有积
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
以无愧词里,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
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
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
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
判者,他是自己**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
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
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
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
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
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同治十年(公元1870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
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
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
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
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