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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大学时光（第1页）

我们七七届大学生是1978年3月初入学的。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幸运的。当我收到陕西机械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无比激动的心情、母亲眼里的泪花、亲朋好友的祝福、周围邻居的称赞，队里知青的羡慕，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干涸了太久的心田以及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希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让我对大学校园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一

入学第一天，一切都是新鲜的。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报到须知，扛着铺盖卷儿，办学籍、分宿舍、买饭票……当领到学生证和校徽时，所有的奔波和劳累全都抛到了脑后。我的宿舍是西三楼，当我背着大包小裹找到门上贴着我名字的宿舍时，已有两位同学先到了。房间四角各摆一张铁架子床，住六个人，两张上铺用来摆放行李。每人一张小课桌并排摆在屋子中间。尽管设施比较简单，但比我们知青点上的宿舍好太多了。

整理好行李和床铺，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校园里去参观。三幢苏式结构的教学大楼宽阔而敞亮，足有近百间大小教室；图书馆在教学楼的西侧，仿佛就是一座知识的宝库；三排实验室虽然是平房，但分类清楚，井然有序；两座礼堂般的学生食堂足能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三幢学生宿舍楼在校园的西南角处，大小两个操场是学生们打球运动锻炼的场地；道路两旁绿篱整齐，高大的白杨、法桐在初春和煦的阳光下已萌生出嫩绿……这就是我将要学习生活的地方呀，漫步在陌生而新奇的校园里，心情如春天般明媚。

第二天一早，全班同学在教室集合。辅导员石老师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给我们讲了新生注意事项，并指定了班长，分了学习小组，然后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主要是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介绍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秦三民，那时已是华阴县（现华阴市）县委农工部部长，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介绍起来侃侃而谈；一个是郭福生，是西安木偶剧团的小提琴手，人长得白净，一看就是文艺青年的样子；女生里一个是陈明，在西工大校办工厂工作，透着书卷气，是女生里的老大；还有一个是女生里最小的杨方，扎着两条小辫，是本校的子弟，说起话来面露羞涩。全班三十多个同学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有干部，有农民有知青，还有应届的高中生，大的三十五六岁，小的才十七八岁，年龄差异很大。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朴素，男生中山装红卫服是标配，女生则是中式对襟的衣服。大家或兴奋，或拘谨，或青涩，但眼睛里都闪烁着对校园新生活的渴望。

二

学校对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非常重视。为了摸清这批学生的学习底细和基础，入学不久，系里没打招呼，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记得考的是数理化和语文。高考过后，天天在地里干活的我，早已把上大学的事忘到了一边，心想肯定考不上的，复习时捡起的那些课程也还给了书本，突然的考试让我抓耳挠腮，措手不及。果然成绩出来后，我排在全班的后几位。

还没起跑便落人之后，对我打击挺大，但也激发了我发愤努力不甘人后的劲头。打那以后，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看书做作业，提前预习做笔记。上大课早早跑到阶梯教室占一个前排的座位，生怕错过老师讲的关键点。记得最清楚的是学高等数学的时候，我把砖头一样厚的基米诺维奇《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几乎都做了一遍。那时候，没有个人电脑，所有的演算全用纸笔完成，最先进的工具就是计算尺了，节衣缩食也要买一把，乘幂、开方、算函数全靠它了。功夫不负用功人，高数结课考试时，卷子里居然有几道题是我做过的，那一次考试自然是考了高分。

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年，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像干涸的土地逢甘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营养。同学们都特别珍惜时间，铆足了劲，你追我赶，不甘落后。每一堂课的课间，大家都围着老师问这问那，不放过一个疑问。而老师们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塑造着我们。“三点一线”是那个时候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宿舍—食堂—教室，甚至连图书馆都很少去，怕看课外书影响了主课。在学习上可以说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高招。韩俊峰同学做作业的时候，手就不由自主地拧着头发一圈一圈地转，我就想他转头发就是在转脑子吧，转着转着难题就解出来了。我也试着转自己的头发，但不灵。刘甡同学制图很有天赋，他在图板上用丁字尺横比竖画，图制得又好又快，干净漂亮，他的机械制图老师总给打五分。我们宿舍的马建仓同学，在学习上下的功夫一般人达不到，每到考试的前几天，他在教室里几乎彻夜不归，天快亮时回来睡两三个小时，就又到教室去了。我们班长老韩的办法是，题做不出来了，就到楼道去抽烟，常常是烟抽一半便来了灵感，立马回到教室，难题果然迎刃而解，我那时觉得老韩的作业可能都是拿烟熏出来的。

英语是必修课，也是大家下功夫最多的课程之一。每天早晨，校园里的小径中、树林里、操场上，学生们练发音、背单词、读课文的情景，是那个时候校园里标志性的画面。我英语基础差，上中学时几乎没怎么学过，尽管记单词、学语法下了很多功夫，但英语一直是我的短板。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兴起了学《新概念英语》和《英语900句》，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很高。我也买了这两套书，并精心地包了书皮，但怎么也学不进去。每天学校的广播里都定时播放《900句》，看着同学们叽里呱啦念得很溜，我却笨口拙舌怎么也念不顺溜。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最后我彻底泄了气，心想，咱这嘴巴就不是说洋话的料，课本上的英语能学好就不错了。而同学中却不乏刻苦学习外语的。我们宿舍的学长王瑾长，书包里早晚都装着英文书籍，一有空就拿出来读，嘴里念念有词。大二的时候，他买了一台日产的砖头块录音机，从此我们宿舍就常常播放着英语磁带，到晚上要睡觉时，老王就把声音关小，但我们仍能听到录音机里的英语一直播到很晚。有的同学还修了第二甚至第三门外语，记得郭福生学的第二外语是日语，经常见他在日语教材上圈圈写写，嘴里还“括尼弃娃”地念个不停。

大家对主课都很看重，一般没有人缺席。但对副课如时事政治这样的课程，逃课溜号的人就多了，特别是男生。政治老师很不高兴，在课堂上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不重视政治课，政治课和其他课一样要占学分的，你们看女生就从不逃课，男生要向她们学习。”最终政治考试成绩出来后，女生大都八九十分，男生普遍在六七十分。女生里只有杨方得了七十多分，杨方想不通去找老师查分，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叫杨方。”“哪个方？”“四方的方。”老师说：“方字怎么不带个草字头呢？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生。”于是杨方的成绩又变成了八十多分。班上一个政治考试不及格的男生知道了此事，后悔地说：“早知道我给卷子上写个女生的名字。”

三

学习是刻苦的，生活却是拮据的。那时候大家都穷，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也就百八十元，农村来的学生就更苦了。

记得我们班老韩、老郭、于辉还有陈明几个上学前已经工作了的同学都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同学们非常羡慕他们，可以不用向父母伸手。为了解决困难学生的生活，国家专门设立了助学金制度，我记得助学金从每月九元到十七元分五个档次，根据家庭的收入情况和抚养人数确定档次。我评的是十一元那个档次，除了每月九元钱的伙食费，还能有两元钱买日用品。现在想想，真是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学习的消耗很大，我们那时大都二十出头，正是能吃饭的时候，平均每天三毛钱的伙食费，真的不敢放开吃。尽管那时候早上的咸菜几分钱，中午晚上的菜也就一两毛钱，但也得精打细算，每次打饭时都看着窗口小黑板上的菜价算计着买。打菜时祈祷师傅能手下留情，给多打一点。有一次打完饭，我和王世忠坐在一起，他气愤地指着一个窗口给我说：“那个窗口的师傅是个瞎倯，前面一个漂亮女生打菜，他舀了满满一勺子，轮到我他勺子一抖就剩下半勺咧，下回再这样我非骂他不可！”我哈哈一笑说：“谁叫你跟在一个漂亮女生后面。”

为了给学生增加营养，食堂每周要给大家加餐一次，每月买饭票时发四张花样券，是粉红色油印的票，以示与饭票的区别。所谓加餐，大多是一个掺了许多面粉的狮子头，尽管口味单调，但到了这一天，大家还是早早地跑到食堂排队，等着解馋，像过节一样高兴。刘甡画图是强项，居然能在粉红纸上把花样券画得惟妙惟肖，真假难辨。有同学竟然拿着他画的花样券打回了狮子头，吓得刘甡再也不敢画了，怕一旦查出来，他就成了始作俑者。记得有一段时间，食堂晚上也开，主要卖面条和馒头。为了能吃上一碗面条，我隔三岔五晚上从教室直奔食堂，来上一大碗已经泡烂的面条，呼噜呼噜吃下去，拍拍撑圆的肚子，真是舒服又满足呀，回到宿舍能快活一个晚上。也有高兴不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吃了食堂的面条，回宿舍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肚子疼得受不了，直至拉脱水了。最后是石敏廷把我背到校卫生室，打了一夜吊针，第二天连课也没上成。现在想想，肯定是食堂的食品卫生出了问题，引起了急性肠胃炎。

此后不久，一天中午一个学生竟然在菜里吃出来半只老鼠，这一下整个校园都炸了锅。学生本来就对伙食不满意，对食堂卫生有意见，找不着发泄的机会，这一下，这件事成了导火索。当天下午食堂外墙上就贴出了大字报和横幅标语，而且大字报越来越多，内容是谴责食堂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素质太差，有的学生甚至扬言要罢课绝食，要求学校必须给个说法，严肃处理此事。看着事越闹越大，甚至《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此事，学校的领导坐不住了，让学生会选出学生代表与校领导对话。最终这件事以撤换了食堂的管理员、处理了几个炊事员才算平息下来。此事之后，许多同学都跑到交大的食堂吃饭，我也去吃了一阵。交大食堂的莱属于淮扬菜系，刚吃还觉得味道不错，吃得久了发现发甜的口味并不适合老陕的胃口，于是又和老郭、于辉他们找人买饭票，跑到对面家属区教工灶上混饭吃。只有吃好了饭，才有劲头去读书学习。

四

长时间单调甚至枯燥的学习，难免有疲惫和分心的时候。

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我们入学第一年的劳动节前，班里组织了一台文艺表演。其他的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节目：一个是郭福生的小提琴独奏，另一个是巨新哲的秦腔清唱。老郭不愧是专业的，随着他手臂回转、运弓揉弦，那时而悠扬时而缠绵的琴声便在教室里荡漾开来，让我们这些从未听过西洋乐器的人听得心旷神怡，如痴如醉，那美妙的音乐便长久地留在了脑海里。巨新哲唱的秦腔更是让人记忆深刻。他上学前是凤翔县秦腔剧团的演员，记得那天给我们唱了《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选段，高亢的唱腔底气十足，台架眼神、一招一式与舞台上的李玉和、少剑波不仅神似，而且颇具名角范儿。一段唱罢，掌声四起，在“再来一段！”的吆喝声中，他一连唱了三四段大家才算过了瘾。

记得那时候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去学校对面的长乐工人俱乐部看电影了。常常是晚上在教室里做作业做得头昏脑涨，便悄悄约个同学溜出去，到电影院门口看看上映什么片子，如果有中意的，就用学生证花一毛五买张票进去看一场，那是难得的放松和享受。《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花》《庐山恋》等影片就是那个时候看的。每次散场回来，看着教室里的灯还亮着，心里便生了自责，别人都在学习，自己却挥霍时间，于是又回到教室，一定要把看电影的时间补回来。然而看电影的诱惑是抵挡不住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去看的场次太晚，散场后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又不敢叫门，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翻门回到宿舍。有一天我到刘甡的宿舍串门，看见他床头放了一本很厚的书，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我问他好看吗，他说这是世界名著，太好看了，不读后悔。于是等着他看完，我俩一块儿到图书馆，他还我借，回去一看便放不下了，看得废寝忘食，除了上课吃饭，都在读这本书。基督山伯爵复仇的过程曲折多舛，扣人心弦。仇人最终被惩罚，恩情得以报答，故事奇特新颖，充满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1978年秋季开学后，我上铺的杜承军从家里带来了一台双喇叭卡式录音机，还有一摞盒式磁带。小杜是部队代培学员，据说他父亲是北京军区的一位首长，所以老能带来一些社会上见不到的东西。晚上下自习回来，小杜关上宿舍门，拿出录音机，装上磁带，神秘地对我们说：“听听这是什么，你们肯定没有听过。”当他按下播音键，一种迷蒙的音调、嗲声嗲气的女声便弥漫开来……听惯了革命歌曲和八大样板戏的我们，一下子被这种从未听过的音乐给惊到了，感觉有点像老电影里国民党电台女播音员的那种腔调，柔润而清幽，这种声音似乎能给人心底一种温润柔软的抚慰，难道这就是广播里说的靡靡之音？小杜告诉我们：“唱歌的叫邓丽君，是风靡世界华人圈的台湾歌手，她的歌声迷倒了无数人，现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都在听她的歌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晚上经常会鼓捣着小杜放邓丽君的歌，那些个夜晚，我们就是在《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一首首柔情似水的歌曲中进入梦乡的。

也许是听多了邓丽君的歌的缘故吧，有一段时间我竟迷上了写诗，可能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个诗人梦吧。课余时间，苦思冥想、咬文嚼字地码诗，我还买了拜伦、屠格涅夫、徐志摩等人的诗集来读，但最终也没有写出一首像样的诗。倒是有一首描写作诗感受的，刊登在了校报上，至今还能想起那首所谓的诗：一夜秋雨淅淅沥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