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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鱼的遭遇（第1页）

老陕不善吃鱼。这里说的老陕严格上指的是关中和陕北的原住民。陕南水多，鱼也多，所以陕南人爱吃鱼也会吃鱼。而关中和陕北缺水，唐以后，“八水绕长安”的景象逐渐消失，陕北更是黄土高坡，沟壑纵横。缺水便无鱼，所以老陕天生就不是吃鱼的命。

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吧，一次放暑假我到北郊一个亲戚家串门，见到暴雨后团结水库里漂着许多一尺来长、翻了肚皮的鱼，当地许多村民围观看热闹，近在眼前的鱼却没有一个人去捞，任凭鱼从溢洪口被冲走。我问他们为啥不捞，他们反问我捞这弄啥，我说吃呀，他们则惊讶地说：“这怎么吃？

没吃过没吃过。”这可能就是老陕不吃鱼的佐证吧。我应该也算老陕吧，陕西生陕西长，父亲是正宗的关中土著，母亲50年代从南方来支援大西北，尽管她爱吃鱼，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鱼在内地可是稀罕物，除了过年副食店里偶尔能看到带鱼的身影，一年到头家里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见过鱼。

实行市场经济后，随着流通的活跃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本地养鱼的池塘越来越多，市场上、餐桌上鱼的品种便日益丰富了。但吃鱼是要有技能的，我的岳父就是吃鱼高手。从小在山东海边长大的他，吃起鱼来如行云流水，不管什么鱼都是一边进嘴，一边吐刺，舌头牙齿配合默契，鱼肉在嘴里翻转自如，一抿一咂吱吱带响，干净利落地吐出刺来。吃完鱼还能用鱼骨头和刺拼出一只鹤或其他小动物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真佩服他老人家吃鱼的功夫。而很少吃鱼的我根本没有这种技能。小时候过年，母亲偶尔烧一次带鱼，吃的时候也小心翼翼，手嘴并用，母亲怎么教也学不会，常常要用手把嘴里的刺掏出来，母亲就会说：“这陕西娃真笨！”

等我有了女儿后，妻逢年过节会买点鱼回来给孩子增加营养。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周末，全家人难得一起吃饭，妻子做了几个菜，其中有一盘红烧鲤鱼块。我斟上一杯酒，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共进晚餐。其他菜我都大快朵颐，吃得很爽，唯独吃鱼要在嘴里倒腾半会儿，用手把刺一根根掏出来，确认没刺了才敢下咽。有一口没留神还是没倒腾干净，到了嗓子眼就感觉不对，紧咳慢咳还是没吐出来。我对妻说：“坏了，刺扎到嗓子了！”妻说赶紧吃两口米饭就咽下去了，我急忙刨了一大口米饭吞了下去，感觉刺还在嗓子眼没有下去。

妻说再来两口试试，于是将碗里剩下的米饭全吞了进去，但鱼刺仍然卡在嗓子眼不肯下去。妻说喝些水看能不能冲下去，当我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后，鱼刺依旧“巍然不动”。妻又从冰箱里拿出个罐罐馍，掰了半个给我，嚼了一大块吞咽下去仍不见效。这个刺已折腾得一家全没了吃饭的兴致，匆匆结束了这顿晚餐。

第二天上班，由于鱼刺仍在喉中，咳又咳不出，咽又咽不下，整个人坐立不安，全无工作状态。同事见状，纷纷给我出主意、教偏方。什么吃锅盔、吞韭菜、喝醋等，还有一个偏方：把杏仁在瓦片上焙干，碾成粉喝下去就可以把鱼刺化解掉，据说很灵。于是中午急忙回家，先把醋倒在杯子里，喝上一大口一点一点往下咽，原理是醋可以把刺泡软，等鱼刺软了再吞一口馒头就把刺带下去了。当我用了近一个小时把多半瓶醋喝完后，急忙咬了一大口馍咽下去，感觉怎么鱼刺还在呢？

再吞一口馒头下去感觉依旧，真令人沮丧。这一招不灵就试下一招吧。下午下班时，让妻子顺路去中药房买杏仁，我下楼满院子找瓦片。几乎找遍了院子的各个角落，也未见瓦片的踪影。当我已不抱希望时，终于在一个旮旯里找到一块不大的瓦片。如获至宝的我急忙奔回家，把瓦片刷洗干净，放到灶头上烤干。这时妻的杏仁也买回来了，我急忙把杏仁摆在瓦片上开始小火烤焙，还用筷子不时翻动杏仁，直到焙干。凉凉后妻用碗把杏仁碾成粉状，晚上临睡前我把一大匙杏仁粉喝了下去，然后上床睡觉，等待奇迹的发生。

早上醒来，忽然想起鱼刺的事，赶忙咽了一口唾沫，感觉嗓子扎疼扎疼的，再吞咽两下仍然如此，似乎比昨天更严重了。心想这是什么狗屁偏方，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一点作用都没有，真是晃荡人呀！尽管嗓子很难受，但还是坚持到了单位上班，但人已没了精神，注意力都到了嗓子那儿，一吞咽嗓子就疼。中午吃饭更成了难场事，只吃了半碗汤泡米饭，还得慢慢往下咽。晚上下班回家整个人都蔫了，对孩子也没了耐心。

妻看我寝食不安的样子，就说：“看来什么方子都没用，明天还是去医院吧。”刺疼的嗓子整得我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向单位请了假，便奔向西五路口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

到了医院排队挂号，排到窗口问嗓子扎了鱼刺挂什么科，窗口里没有吭声，撕了一张耳鼻喉科的号递了出来，于是交钱拿病历直奔耳鼻喉科。接诊我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大夫，问我哪儿不舒服，我说嗓子扎了鱼刺。大夫打开头顶灯说：“张大嘴，啊———”大夫拿了压舌板，翻下头上圆圆的中间有孔的反光镜，在我不停的啊声中看了半会儿，说：“没有刺呀，没看见鱼刺。”我说肯定有，感觉很明显。他又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到，说可能位置比较深。如此折腾了几次还是找不着鱼刺。实在没办法，年轻大夫找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大夫。老大夫听了情况后，找了一个有长长的手柄、像小勺一样的反光镜，伸到我的嗓子来看刺在什么位置。然而反光镜刚触到嗓子便痉挛恶心，我真担心再这样弄会吐到大夫身上，忙说不行不行。于是大夫又让我张大嘴，向我嗓子里喷了麻醉剂，继续找鱼刺。

虽然喷了麻醉剂不恶心了，但舌头又不听指挥，成了寻找鱼刺的障碍。大夫让我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纱布包了，让我用手抓住，如此这般试了几次还是不行。于是又叫来一个大夫，三个大夫仿佛给我上刑一般，一个固定住我的头，一个扯住我的舌头，一个操作器械负责取刺。折腾了半天，终于看到了鱼刺卡在食道约一寸的位置。老大夫拿了一把前面有弯的镊子，在反光镜的指引下，用镊子把扎在食道上的鱼刺小心翼翼地夹了出来……几个大夫终于松了口气，而我则是大口喘着气，汗水湿透了内衣，下颌僵硬，舌头仿佛要被拔掉一般，又损又木。

看着白色搪瓷盘里那根约半厘米长的三叉鱼刺，心想这个可憎的鱼刺快把我折磨疯了。大夫交代回去吃点消炎药，这两天吃流食，不要吃辛辣食物。谢过医生，回到家已是中午了。

麻药劲儿过去后，嗓子虽然不扎了，但仍隐隐约约有些疼。

按医嘱吃了两粒阿莫西林，晚上勉强喝了点粥就睡了。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梦见嗓子顺畅无比，吃了一碗黏面，喜气洋洋……第二天早晨妻起来给女儿做饭，发现我脸色通红，用手一摸额头很烫，急忙找出温度计给我夹上。这时的我也糊里糊涂的，浑身无力，连呼出的气都是热的。测完温度一看，39。8摄氏度，妻忙拍醒我说：“发高烧了，赶紧起来去医院！”我说：“算了吧，睡一觉就好了。”妻说：“不行，体温太高了会烧出问题的。”于是急忙打发了女儿去上学，妻子用自行车载了我又去了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这次挂了急诊，一测体温40。2摄氏度，比在家里烧得更厉害了。大夫开了化验单，接下来排队交费、抽血化验，等把化验单交给大夫，已经快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夫看了化验结果，说是感染了，要注射青霉素。于是又排队划价、交费、取药、做皮试，等轮到我打针已近中午时分了。

护士说皮试没有问题，谁知注射时却出了意外。当针扎进去后，药水还没有推完，我突然满头冒汗，心慌恶心，瘫了下去。

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打着点滴。守护在旁边的妻子告诉我：“你青霉素过敏，简直吓死人啦，切记以后不敢再打青霉素了。”就这样，我住在医院输了一个星期的抗感染液体，才消了炎，人总算恢复了点精神。一根小小的鱼刺整得我几近崩溃，取刺加上住院共花费医药费近五千元，体重下降了近十斤。这难道就是我这个老陕吃鱼要付出的代价吗？

一朝被刺扎，十年怕吃鱼。有了这次教训，我对鱼是敬而远之，别人吃得再香，我也不敢下箸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吃过鱼。然而到了2011年，这样的遭遇竟然又重演了一回。那天几个朋友相聚，吃的是麻辣火锅鱼，我只夹了凉菜，不敢吃鱼。朋友们听了我吃鱼的经历都劝我，少夹点，慢慢吃，没事。也不知是盛情难却还是看大家吃得很香，我夹了一块鱼肉尝了尝，味道真是不错。在接下来的推杯换盏中，也不知是谝得热火还是疏忽了对鱼刺的防备，忽然间只觉得有刺到了嗓子眼附近，吓得我急忙放下筷子，跑出饭馆，又咳又呕，折腾了半天，鱼刺仍然顽强地卡在了嗓子里。这回有了经验，连忙打了的士，直接去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原来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这时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十几年前先进了许多，医生听了我说的情况，直接给嗓子喷了麻药，用探头带夹子的食道镜从鼻腔探到了食道，在显示屏上食道被看得一清二楚，只用了两三分钟便将鱼刺夹了出来。真要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这次遭遇才有惊无险。

有了两次吃鱼的遭遇，从此吃鱼便成了我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