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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文学之光（第1页）

一

1985年的阳光很灿烂，即使是冬天，照在我身上也都暖烘烘的，不仅使我多舛的命运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了亮色，而且也使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我看到了曙光。这些还得从1983年说起。

1983年第5期《长安》杂志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悔》，这个短篇有一万两千字，写一个文学青年失恋后发愤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他的前女友也是个文学发烧友，用笔名给这家杂志社投了一个中篇小说，恰好他是责任编辑。他拿到稿子后仔细审读，觉得作者构思巧妙奇特、文笔清新脱俗，下意识觉得一颗“文学新星”将要诞生，兴奋异常，马上约作者谈修改意见。见面后他才知道将要诞生的“文学新星”是他的前女友，兴奋之情瞬间消退，嫉恨之心油然而生。再后来，他以自己的职权把那篇稿件扼杀在“摇篮”里。这件事被他的现任女友知晓了，指责他作为一个编辑太小肚鸡肠，所作所为下作龌龊，愤然与他分手。

这篇小说写在《生活之树常绿》之前，现在回头去看，文笔很是稚嫩，可那时我颇有几分自得。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陕西电视台编导丁玉清老师的来信，信中说，她在《长安》杂志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悔》，想把它拍成电视剧，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看到信的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我在心里大喊：“这个意见还用征求吗？拍呀！越快越好！”

那一夜，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做梦，好像天上掉馅饼砸到了自己身上。此前，别说认识丁老师，连她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呀，是幸运之神给我们牵的线吧。

一周不到，丁老师就改编好了剧本，并把剧本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未接触过电视剧剧本，但感觉改编得很到位。然而，好事多磨，由于资金问题，这部单集剧一直拖到了1985年4月才拍摄完成。丁老师原本打算邀请我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我腿脚不便，只得作罢。她知道我急于看到电视剧，几天前来信告诉我，她们4月18日来我家，带上拷贝的文件和放像机，让我先睹为快。

真是令人难熬又期待的等待。4月18日姗姗来迟，丁老师说好的下午来，我左等右等却不见她来。那时没有电话，我们无法联系。眼看着夕阳滑向西山，我有点儿失望了，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的侄子从门外跑进来大喊：“爸爸（叔父），来了！来了！”话音刚落，丁老师一行进了院子。与她一同来的还有摄像师郭宪，他身材魁梧，一米八五的个头。丁老师年过五旬，面目清秀，齐耳短发，十分干练。她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此前我们只是通信，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丝毫没有陌生感，似乎是忘年交。

那天下午，我家里似乎是在过大年，挤满了乡亲。20世纪80年代初能在农村看上电视真是不易呀，而且是彩色的！

《悔》是单集剧，时长只有50分钟，但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短时间的热闹，而是信心、勇气、希望和憧憬。此前我写了部中篇小说《罗锅女》，寄给了丁老师。这次来，丁老师说她准备把《罗锅女》也搬上屏幕，上下集！那时还很少有电视连续剧，能拍上下集真是天大的喜事，我满怀着希望。

虽然丁老师只与我短暂地相处了一下午就分别了，但她带来的余温尚在，一直温暖并鼓励着我。我更加勤奋地笔耕，希望能有更大的收获。

不久，丁老师完成了《罗锅女》的改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被拍成电视剧。二十年后，我把这部中篇小说更名为《兰女》，刊发在2005年《人民文学》增刊，并获《人民文学》“爱与和平”征文优秀奖。好饭不怕晚，好作品也不怕发表迟。

那天，丁老师了解到我生活的困境，说是回去后想法儿帮我找一份工作，解决一下我的实际困难。她又详细询问了我的伤病情况，说西安医学院有位大夫是她的朋友，她回去帮我联系一下，让我好好治一治。真是大喜过望啊！我多么渴望能站起来，重回健康人的行列之中。

丁老师回西安后，很快为我联系了泾阳电器总厂厂长陈元杰，希望能安排我在他们厂上班，彻底解决我的生活问题。

5月14日，丁老师一行开车接我去泾阳电器总厂，让我先去看看能不能适应。

泾阳电器总厂是家民营企业，有七八个小厂，生产漆包线，当时在陕西有一定的影响。总厂厂长陈元杰被评为陕西省杰出青年，据说很有魄力。我们到时他不在，接待我们的是姓冯的副厂长，十分热情。

第二天，我见到了陈元杰，言谈中看得出他是个有追求有干劲的企业家。他想留我为他们厂子做文案工作，我也想干，但距家太远，因为腿脚不便，身边没人照顾就无法生活。恰在这时，杨陵区团委打来电话，说是5月29日陕西省文联组织文学艺术家来杨陵采风，点名要见我。他们马上来泾阳接我回杨陵。

5月28日，我离开了泾阳，这是我受伤致残后第一次外出，也算是体验生活吧。虽然只有半个月时间，但我许久未与外界接触，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大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我很想像鱼儿在水中一样，在生活的海洋里漫游，可残腿限制了我的自由。但道路再坎坷也得往下走呀，我寄希望于未来，更寄希望于自己。

二

1985年5月29日傍晚，雨过初晴，晚风阵阵，还颇有些凉意呢。可我坐在屋里却觉得热得慌，额头似乎还渗出了细密密的汗珠。我知道这种反常现象是因心跳加速造成的。昨天去泾阳接我的区团委书记已告诉我，这次陕西省文联来杨陵采风的队伍庞大，而且有许多著名作家。下午，杨陵区委宣传部来了一位干事特别通知我：“晚上省作协副主席杜鹏程要来看望你。”

杜鹏程？就是《保卫延安》的作者吗？这可能吗？但我相信区委宣传部的干事是不会跟我开玩笑的。

杜老是我敬仰的前辈作家。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在课本上读过他的《夜走灵官峡》。“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尺多厚”是这篇作品的开头。再后来，我又读了他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完全征服了我少年的心。在那时，我就渴望着能有一天见到这位老作家，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夙愿今日将得以实现。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怎么能平静！

门外一声汽车鸣笛，客人们到了。

为首的是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的老人——陕西省文联的副主席方杰先生。方杰先生笑容可掬，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我们看望你来了。”

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奔涌，我激动得连“谢谢”也忘了说。我是一个残疾青年，只不过发表了几篇稚嫩肤浅的文学习作，而组织和领导竟然对我如此关心，我热泪盈眶了……

方杰先生把他身边的一位老人介绍给我：“这是咱们省作协副主席杜鹏程同志。老杜为咱们陕西文坛树立了一面旗帜。”

我激动地握着杜老的手。杜老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高大魁伟。他中等身材，有些胖，身体似乎不大好，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说话语速很慢。

他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学习和创作情况，我一一回答。

我是一棵无名小草，一棵遭到早霜袭击的无名小草。我渴望着春光的温暖，渴望着雨露的滋润。此时此刻，春风送暖，我受了创伤的心灵和伤残的躯体沐浴在一片春光之中。我感受到了除阳光以外的特有的温暖。

如今杜老已驾鹤西去，但那个初夏傍晚的温馨一幕永久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2010年冬季，我去韩城采风，有幸拜访了杜老的故居。

同行的一位韩城文友自豪地说：“韩城古有司马迁，今有杜鹏程。他们一个是史圣，一个是文豪，都是我们韩城的骄傲。”其实，我拜访杜鹏程故居还有另一层原因，杜老曾经来我老家看望过我。

杜鹏程的家乡在夏阳乡苏村，距司马祠十几里地。车在乡间公路上驰骋，我的思绪也飞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因伤致残，悲痛之余，信笔涂鸦，希望从精神上拯救自己。几经努力，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而当时省作协副主席杜鹏程先生来杨陵看望我，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如昨。杜老于1991年10月27日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追悼会上，他的夫人，同是作家的文彬女士没有让放哀乐，她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丈夫送行。杜老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