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维桢不怕,她也不能怕。
她缓缓吐出一口气,依旧是保持着笑意。
“孝公颁布《求贤令》时,可没指定是哪一家。”赵维桢笑着回应:“据说商君见孝公时,可是见了三次,二人才投缘。第一次商君讲史,第二次商君讲仁,第三次才拿出《法经》来,得以重用。”
战国末期的策士,基本都是如此。能得国君重用、能为投靠的国家做实事,就用哪家的方案。
赵维桢觉得倒是挺现实的。
“秦国向来注重实用,臣也这么觉得:有用就行,管他是哪家的?”她说。
“那孟隗觉得,既要修补,这次又该用哪家、如何修补?”秦王问。
“当然是——”
后面的话,赵维桢一个急刹车,没说出口。
要说办法,当然有了!
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世官制为察举制,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等等等等。
一系列方案,赵维桢都能拿得出来——想不出新法子,她照搬后世智慧还不行么。无法太过超前,两汉的生产力总是与当下最为接近的。
“当然是?”秦王问。
赵维桢选择闭口不言。
话都到嘴边了,又噎了回去,放眼天下,也没个臣子敢在秦王面前这般做。
秦王稷不仅不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孟隗有策,却要藏着掖着,可是觉得秦国不配?”
“王上,臣不是不说。”赵维桢回答:“是不能用。”
其实是赵维桢不敢。
眼下中原还没统一呢,这其中的每个方案,都动摇了秦国强大的根本。
除非她疯了,不然谁会全部叨叨出来啊!
赵维桢在心底疯狂腹诽:再怎么敢讲敢说希望小嬴政照盘全收并且改善发扬,那也得有命在吧。
秦王:“哦?不能用之策,怎能称之为有策?”
赵维桢:“当下不能用,不代表未来不能用。”
虽然到了战国末年,各国改革,基本上都逐渐抛弃了奴隶制。
但在小嬴政确立封建专()制制度之前,这些就是没用。所以赵维桢觉得,自己也不算说了假话。
“而且,臣也不知道怎么用。”赵维桢又说。
这也是实话。
未来的秦始皇,该做的都做了,却因走得太快,反而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可又该如何正确地走慢一些?
后世汉景帝削藩,引起割据势力反抗,来了个“清君侧”。那放秦国,谁又能当秦国的晁错?
历来变革,都面临着风险。
赵维桢也不知道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她言语真诚,秦王也能看得出来赵维桢并非刻意藏着,她说的都是实话。
只是身为国君,听到臣子这么说,还是有些遗憾。
“寡人还以为,孟隗能如商君一般,拿出一套完整的法子来呢。”秦王摇了摇头。
这次赵维桢是真的流下冷汗:“……王上也太抬举孟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