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