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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了，直接就点出王安石王参政改革学校之法是乱来，知人不是这样得来的；反过来就是说王安石不知人，弄得朝政败乱！

接着他猛烈攻击改革考试的得失：“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

“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这里已经是完全反对王安石的主张了，说学校取人，古法已经很好了，现在做改革，不过是乱天下读书人之新而已，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末了反问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苏轼的猛烈攻击，王安石当然也会反击，他别地不说，就说苏轼此人当年也是支持变法的，亦有雄心，为何年纪大了反而没了壮志，成为只会空言守旧的迂腐之人了！又问苏轼如此反复，岂是大有为之人该有的情操？

吕惠卿也在皇帝耳边说苏轼的不是，特别以人格说事，认为苏轼以前鼓吹变法，如今却反对变法，反复无常，实在是小人之举，非君子所为！

苏轼为人豁达，自认与小人还有一点距离，大怒不已，这下进言更不留情面了，连几年前王安石的做法都拿来说事了：“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当年韩琦等人也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太大，这次他们不过中枢就通过如此之多法令，让苏轼也甚为不满，因此说了不少道理，就是要请官家罢免此司。还打了一个渔人地比喻，简直有当年孟子说的那个持刀杀人却说“非我也，刀也”的风范！

苏轼的做文章的才华天下无双，官家赵顼也是颇为认同的，更是喜欢读他的文章。不过对于这点他就不同意了，不管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如何越权，却能给他弄好好多钱财！只这点就足够他让王安石继续变法下去了！

因此对于苏轼地主张，他只是读完就罢，并没有做什么决断。皇帝的态度让苏轼这个知制诰不满意，如果他是言官，早就铁着脸面去劝谏了。拿皇帝无法，他就转过来说王安石，对于这种不经讨论就颁行法令之事，苏轼说他“乾纲独断，非人臣之象”！

这下王安石决绝了，他甩手说不干了，窝在府里就是不这令司马光也怒了，若是言官弹劾你，你这样做还无可厚非，现在简直就是在与官家使性子，也上书要官家治他的大罪。

赵顼才为难一下，王安石就上言说既然大家都不信任他，请官家允许他回老家养老！这下事情就闹大了，王安石此举，摆明了就是与苏轼不死不休的局面。也给官家一个为难地选择题——若是还想用王安石，苏轼就走；若是用苏轼，王安石就走！

等这些事情传到海州的时候，沈欢大感不妙了……

近来都是读周作人地散文，此君最擅“抄书”，就是大段大段的古文引用，这章受了他地影响。呵呵，不过这种文章读来还是颇有情趣的，懂点古文地人去读很有意思。大家不防读一读他的文章，睡前看几篇，能有助于睡眠哦。这点与他哥哥鲁迅的文章刚好相反，读鲁迅的文章估计你能激动得觉也睡不着了。呵呵。

第二百三十九章　报表

自从沈欢公布印刷利器使得天下一些州路也办起了杂志与报纸之后，这个时代就有点像是进入了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　除却《海州日报》是他每日必看的刊物外，前些时候由司马康等人开办的《京城日报》也走入了他的视野，成为他必看的另一份报纸。

《京城日报》是由欧阳发等人传过去经验才办起来的，因此京城那边对海州这边颇是看重，每期报纸才印好没上市就快马遣人送来几份给欧阳发，说是信息共享，其实不无让他指点的意思。

《京城日报》作为记载刊登开封新闻的媒体，作为关注时事的沈欢哪有放过的道理，也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每期必看。到正月底的时候，京城政坛发生的大事他都从上面看到了。苏轼与王安石的矛盾也由报纸上刊登，作为新闻。不过毕竟只是报纸，不敢多做评论，不说对错，只将事实。

虽然只有些言片语，可沈欢却能想象朝堂是如何的景象了。本来对于苏轼能回京他也很高兴，特别是从报纸上了解到他做上了知制诰，这可是与原来历史大大不同的地方，本以为苏轼的历程有了改变，没想到最后还是与历史一样，他与王安石的矛盾再也不可调才让沈欢比别人多了一层担在作为反王先锋，必然让一些有心人推上前台去烤，而王安石的性子注定他不可能妥协，一撂担子就是在威胁官家，让皇帝做一个选择。

已经可以想象赵顼会如何选择了——随着青苗等法的施行，财政确实一年比一年好转，三年前还亏空一大笔，现在收支却差不多能持平了。虽然其中也有司马光推行免役等法的关系，可与王安石敛财的手段还是显得慢了许多，官家看在眼里。怎不会喜在心上。对于一心要有大作为的皇帝来说，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了。有了钱，他的雄心壮志才得以体现。

在这点上，苏轼与王安石作对，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境地。王安石的性子谁都了解，如果不给他一个交代，估计会真地甩手不干。现在就连在京城的司马光都为苏轼担忧了，不止一次让苏轼歇一歇，不要逼王安石太急，苏轼性子也直。自认有理当然也不肯听从了！

情势危急！

沈欢也着急了，千万不要像历史一样让苏轼没有一个好结果呀！王安石这三年提拔人才，朝中也有不少站在他这一边，形成了一大势力，这些人肯定不会让苏轼好过，一旦让官家生起了处置苏轼的心思，那么外放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就是沈欢悲急的时候，欧苏轼之事。

拿着这些日子京城有关苏轼等人报道的报纸。欧阳发一脸忧愁，还没坐定就问：“子贤，你也知道现在苏子瞻在京城日子不好过，你是否该想想法子给他援手。”

“援手？”沈欢大是苦笑，“伯和兄，你我这里距离京城不止千里，你说小弟有何手段做什么援手？”

欧阳发恨声道：“王介甫手下那些人都不是善茬。对于政敌一向不手软。子瞻如今情势想必已经甚是危急。估计官家已经在考虑如何安排他地去处了吧。如果只是外放到一些大州大城还算好。但是一旦让一些小人从中作梗。到了偏远之地。岂不是要把人折腾到死？你看看现在地海州通判范一农。到海州都还算好结果。一旦到岭南之地。估计又是一个柳宗元了！子贤你与子瞻是好友。岂能见死不救？”

沈欢更苦了：“见死不救？伯和兄。你何必说得这般严重！”

欧阳发叹道：“能不严重么？这些日子。家父为了子瞻之事亦是愁得苦了脑子。整日唉声叹气。为子瞻忧虑。你说作为儿子地我。看到父亲这样。能不觉得事态严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