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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山河（第3页）

唐英没有走内务府“旗下大爷”们的理所当然的必由之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朐胖丫头”，“房新画不古，必定内务府”，这些内务府旗人暴发的标志，唐英似乎不感兴趣。《清史稿》中他的传记非常简略，其实他和曹寅有着非常相同的品位，出淤泥而不染，身陷卑微心比天高而追求精神上的高雅，多才多艺，“工山水人物，能书，善诗，长于篆刻”。创作过《面缸笑》《转天心》《十字坡》等17种杂剧、传奇，合称为《古柏堂传奇》。

诗文创作亦颇为丰富，如他督陶期间，写了一篇散文《龙缸记》，记叙他偶然在寺院墙角，捡拾到明神宗时“落选之损器”青龙缸一件，遂“遣两舆夫舁至神祠堂西，饰高台与碑亭峙以存之”。神祠即祭窑神之所，不仅收存，还置于高台之上。一个皇帝钦派的督陶官，眼见过无数一流精品，何以见爱于“落选之损器”？所以时人皆为之困惑不解。

唐英的《龙缸记》非游戏笔墨，而是郑重其事。他认为缸虽丑陋，乃是崇祀窑神童宾的化身，“况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团结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璨者，神精忱猛气也”。童宾是景德镇窑业的传说人物，据说因龙缸大器久烧不成，窑工备受鞭挞之苦；为拯救同役窑工，童宾奋身投火，终使龙缸烧成。唐英对童宾的舍身精神备极景仰，他还以童宾跳窑事有感写《火神传》，字里行间对景德镇人、神、物极其观念，情挚意切。童宾其实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窑工，但在唐英看来，瓷器是生命的精灵，每一件精美的瓷器，皆为窑工生命的膏血结晶、精神孕育。这是唐英发自内心的敬畏。

《清史稿·唐英传》说他任督陶官期间是“躬自指挥”“卹工慎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体恤工匠、事必躬亲、不贪不奢的清官。御窑厂原有一方《唐公仁寿碑记》，是他54岁生日时全体御窑厂工匠及全镇商家窑户所立。碑文中云：“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勤能本谕者，额外奖赏而励其诸作之专；匠有疾病者，延医制药而急救；匠居窘窄者，买房赏住而安身；年迈匠人，另赐衣帛食肉。众餐余积，呼来童叟均分；兼惜工匠至亲，量才亦用；冬闻匠有债急，预叫领银；空囊而旅丧无依者，济以买棺埋葬；将娶而未能团聚者，周其宜室宜家。”如果唐英仅仅满足做一个遗爱甘棠的清官，诗书风雅，拍曲怡然，也不过赢得镌石擎伞的好口碑而已。但唐英却不然，他要像《龙缸记》中所景仰的童宾那样，以“膏血”“骨肉”“精忱猛气”的付出去追求更高的境界。他要仰望星空，遨游八极，探究玄奥，点化神奇。

其实自顺治时代起，郎廷佐、年希尧先后“奉使”督造官窑瓷器，“精美有名”“造器甚伙”，史称“郎窑”“年窑”，已成为颇难逾越的巅峰。

唐英不畏其高、其难，筚路蓝缕、沥血呕心，将自己化为更加巍峨高耸的、后来崛起的一座更加难以逾越的巅峰。

《清史稿》所叙其功绩甚为撮要，不妨抄录：“唐英……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撰《陶成记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瓷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白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蓝、霁红、霁青、鳝鱼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蓝、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

这是一个由外行转为内行所付出的精气膏血所烧炼而成。唐英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他也不仅仅是“躬自指挥”，为了最高境界，他不惜纡尊降贵，亲入窑坊，与窑工切磋研讨，不耻下问，如饥似渴地学习制瓷技术和知识，竭力苦心参与烧制瓷器。他杜门谢客，不事交游，竟然与窑工同吃共睡达三年之久。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唐英，从仿制的必然进入创新的自由，盘、碗、盅、碟、瓶、罍、尊、彝……数十种器形，在他的手中化指为柔；元、宋、明、清、欧美、日本……绵延千年的不同风格，在他的眼里随意造化。

中国的瓷器传布到域外，被日本、欧美人所陶醉、所钟爱、所仿制，形成了另一种风格、另一种色彩、另一种气质，这也为唐英所兼容并蓄。他不故步自封，也不瞒盰傲慢；他的襟怀宽广，他的眼界开阔，他不仅是埋头苦干的“脊梁”，更是善于总结的理论家。他勤于笔耕，著述甚多。乾隆八年（1743年）他编撰《陶冶图说》。《清史稿·唐英传》不过区区五百多字，居然介绍《陶冶图说》的篇目就用去了120多个字！可见治史者对其之重视。《陶冶图说》文图并茂，共20篇，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和拉坯、做坯、炼选青料、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成坯入窑、烧坯开窑等制瓷工序的全过程，诚如《唐英传》所评，“备著工作次第，后之冶陶政者取法焉”。但是，我个人认为，写史者还是没有看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只是认为供给管理者参考而已。其实，它的成就不仅详尽介绍了制瓷生产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反映了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陶瓷业的制造术之盛况，堪称中国瓷器生产历史上珍贵的重要史料，更堪称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不朽著述。当时就有人评价为“集厂窑之大成”，有功于“龙缸、钧窑继绝业、复古制”，比《清史稿》中的评价高得多。唐英还著有《陶务叙略》《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同样弥足珍贵。

历史证明，“唐窑”无愧是景德镇瓷器制造史上突起的奇峰，不必说后无来者，但恐怕是一座前无古人的奇峰。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唐窑”制作的珍品贵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都有珍存，证明“唐窑”的问世对中国和世界的陶瓷发展都起到了向深远推广的作用。

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一书中对“唐窑”做出了精准的评价：“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坯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评价，那就是“唐窑”并非简单的一种瓷器，而是体现出它继承了中国清代以前所有制瓷工艺的精华，出神入化地仿制了所有历代名窑，使之熠熠生辉、不同凡响；同时又汲取中外制瓷艺术的营养，取法乎上，鼎力出新，冶古今中外技艺于一炉，集各种技艺之大成。盛名之下，当之无愧，誉之不虚。

北宋宋徽宗建立官窑，也只有记载，而无遗址。从南宋在杭州建“内窑”起，元代忽必烈又在景德镇设“浮梁官窑”，从此绵延不绝，明有“御器厂”，清建“御窑厂”，至康、雍、乾三朝鼎盛到了极致。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争奇斗绝，美不胜收。“康雍乾”之后自渐衰微，“唐窑”成为一个美妙的记忆，成为一个逝去的绝唱。

景德镇的秋风轻轻地微拂，伴随着延伸的思绪使人神驰遐想。

我至之时，恰逢2013年瓷博会结束，一条消息引起我的兴奋：景德镇明清御窑中的青窑、龙缸窑、风火窑三窑复烧。唐英泉下有知，该是不无额手相庆吧？

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创造了一种多彩多姿的辉煌，使我们后人永远心怀敬意。当历史学家们在思辨到底是英雄抑或奴隶创造了历史，我们也不必陷入无尽的困惑。内务府的“包衣”们，不仅仅有一个唐英，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曹寅、曹雪芹，还有曾任苏州织造的李煦（曹寅的妹夫），是大藏书家，达数万卷，还擅书法。任过内务府坐办堂郎中、苏州织造的荣廷，其著有《虫鱼雅集》《拙园灯谜草》，前者仍是今天虫鱼玩家奉为圭臬的著作，后者成为中国北派灯谜的代表。内务府河道总督钟洋后人杨继振是有名的古钱币收藏家和古籍收藏家，著名的《红楼梦》抄本“梦稿本”即其藏品，我即今所居的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小小的院落，即是当年北京有名的“钟杨家”的一部分，仰卧起作于起街中，宁不感喟乎？内务府官员荣家后人尹润生是著名古墨收藏大家，其古墨鉴赏著作至今仍具权威参考价值。荣廷还有一位后人尹仲麟是杂技高台定车的创始人……这样各具异彩的人物实在不胜枚举。“包衣”中更有着为中华文明抗争殉死的人——内务府堂郎中、总管圆明园大臣文丰，在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烧掠时投福海自尽！中华传统文化是灿烂而多元的，而创造了这灿烂而多元文化的，必须是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人。当我们后人享受着灿烂的文明时，请不要忘记那些值得永远纪念的人们。

唐英70岁时，曾回到景德镇，“抵镇日，渡昌江，合镇士民工贾群迎于两岸”。他热泪盈眶，口占《重临镇厂感赋志事》：重来古镇匪夷想，

粤海浑如觉梦乡。

山面水心无改换，

人情物态有存亡。

依然商贾千方集，

仍见陶烟五色长。

童叟道旁争识认，

须眉虽老未颓唐。

按八旗的规矩，本籍皆为北京；无论驻防、仁宦，都是出差；开缺升调直至去世，都须回京。唐英应该在北京有故居，但岁月湮蚀，今天已无人知晓了。“玉山不颓清流在”，这是唐英吟咏景德镇风物长诗中的一句，颇值得玩味。其实何止玉山不颓清流不改，文明的窑火是前仆后继永远不会熄灭的，难道不是吗？

君子意如何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乃荆楚故地，长沙旧郡。是日，游欧阳询故里、铜官窑址、乔口古镇，谒祀屈原、贾谊、杜甫之三贤祠。望湘水江波之粼粼，吟杜甫悲悯之所咏，遂步杜甫《入乔口》诗韵赋得五律以怀吊：山色谁扶助？

三贤拜不赊。

江波流日夜，

草木映光华。

墨迹堪仰止，

夕晖正半斜。

飞灰窑址寂，

不朽是泥沙。

拙诗中提到的“墨迹”，是指望城乃唐初四家之一的欧阳询故里书堂山，也称笔架山。欧阳氏之郡望可上溯至春秋，其乃越王之子，越被楚灭，其地封疆乌程欧余山之阳，故以欧阳为姓氏。南齐以降，世出官宦：如欧阳询曾祖为屯骑校尉，祖为镇南将军，父领广州刺史。欧阳询始官于隋，唐太宗时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簪缨不绝，阀阅赓续，且成就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泰斗。欧阳询生于广州，父辈蒙冤，毁家避难，6岁时伶仃孑然回到书堂山故里蜗居读书。1500年岁月磨蚀，旧迹早湮，欲寻唐物，叹不可得。

因为唐代完整建筑在今之神州湮之不存，除梁思成、林徽因所发现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有盛唐原貌可寻，以及几座唐代木构、塔；海外则只有日本真言宗和天台宗的寺院和越南的顺化皇宫，依稀可窥。山麓之书堂寺，据说是前人为纪念欧阳询、欧阳通父子依山而筑，而据此而名“欧阳阁峙”，为“书堂八景”之一。但业已经今人重葺，不具大唐重檐叠屋的风韵。崖侧古树，虽浓荫如盖，或是晚近所栽，即如浓荫之下被郑板桥吟咏过的洗笔泉，凝眸之下，可供游者发思古之幽情，但不必认真稽古是否遗存千年墨痕。

中华之人文荟萃，灿若星辰，凡名人之故里，旧时从官府至民间甚为重视，无外乎提倡风气教化、喻扬君子楷模。而神州各地也多建有贤人祠庙，供人顶礼，如我曾去广西灵渠，见有四贤祠，供奉开发灵渠的汉代马援等四位贤人。欧阳询不仅是望城名人，更是中国文化史上殊堪景仰的星宿。书堂山的故里建筑，宏观而质朴，可见望城人对先贤的尊崇。所谓山不在巍峨，物不在华美，正是“墨迹堪仰止”“草木映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