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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西汉宣帝时代（第1页）

刘询庙号：中宗谥号：孝宣皇帝在位：前74年～前48年

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刘询，原名刘病己。出生于公元前91年，他的祖父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在刘病已几个月大的时候，发生了“巫蛊事变”，祖父刘据、父亲史皇孙、母亲王夫人都被害而死。襁褓中的刘病已受祖父“反叛”之罪被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四年多。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的得了重病，方士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使汉武帝致病，应该把犯人都杀掉，病才能好。汉武帝为了保命，深夜下令杀掉长安所有监狱的犯人。当执行官来到刘病已的所在监狱时，遭到狱官邴吉的拒绝。他说皇曾孙在这里，必须要安全，而其他犯人也不是死罪，不能乱杀无辜。这使汉武帝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悟，也使刘病已死里逃生。在刘病已五岁时，经过大赦出狱，邴吉护送他到他的祖母史家。不久，他又被列入皇室宗亲中，由朝廷发放生活费用，过上了富足悠闲的生活。

刘病已自小住在监狱中，出狱后在生活在民间，他聪慧好学，喜欢结交朋友，使他对民间疾苦、吏治得失、世间不平等都有深刻的了解。在他出狱被列入宗室后，管理他们的官员张贺对他十分关心。

张贺原是刘据的旧部，他不仅自己出钱给刘病已请老师，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十四五岁时给他娶了许广汉的女儿做妻子。尽管如此，皇位离他还是很遥远，他的登基，实在很侥幸。

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21岁的汉昭帝去世，因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人成了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中仅剩下广陵王刘胥，许多大臣都倾向于刘胥，但霍光认为刘胥内行不修，不能为帝，最后决定由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到了长安于六月登基，他饮酒作乐，大封自己的旧部，冷落了抬举他的朝臣，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此，以霍光为首的朝臣联名上书皇太后，废掉了只作了27天皇位的刘贺。在废掉刘贺后，谁来继位是统治集团面临的问题。经过反复对比和慎重考虑，他们选中了刘病已，因为他来自民间，政治上没背景，也没势力，当上皇帝后，自然感激推举他的人，而且仅18岁，没有政治经验，易于控制。于是，霍光和大臣们将刘病已接进皇宫，先封为阳武侯，即而谒祭祖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并正式更名为刘询。

当下，霍光还大权在握，那么作为大司马大将军的他为什么会同意立刘病已为新皇帝呢？首先，刘病已起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纵。其次，谶言的出现，更让这个原本看似偶然的几率成为必然。

谶言，又称谶纬，是流行于两汉之际的宗教神学。通俗地说，谶纬就是根据某些神秘的启示验证人事的言论。谶纬的兴起，为动荡时事的政治角逐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的舆论工具。

昭帝在世时，人们见他体弱无子，便有种种流言悄悄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传说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人看见有块高1丈5尺，长48围的巨石，忽然自己竖立起来，插进地里8尺，下边还有3块小石为足。又据说，皇家上林苑中，有棵大柳树倒地枯死，又自己站起来复活了，上面还有小虫咬食树叶而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

谶言中的“公孙”是何意？“病已”是谁？此事是编造的吗？从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但至少可以看出，刘据的悲剧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并博得广泛同情。当时的人们思慕着卫太子，对昭帝即位后未能给卫太子平反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冲击着霍光权移主上的现实。霍光是知时务的聪明人，他知道这股思潮是不能抗、只能顺的，拥立刘病已既可上承天意，又可使自己转被动为主动，圆了他容易操纵新君的心愿。

从刘询当上皇帝这件事情来讲，令人不得不慨叹命运的无常，原本刘据是太子，是准皇帝，可是谁料煮熟的鸭子飞了，不但鸭子飞了，连自己的命也没了，鸭子落到了刘弗陵碗里，以为刘弗陵是最终的胜者，谁知他没有子嗣。于是这只熟鸭子又继续飞，飞来飞去结果还是飞到刘据家，只不过不是刘据本人而是刘据的孙子，一脉相承，也就不分是爷是孙了。风谲云诡的世事变迁有时候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个全家遇难，本来自己也未能幸免的落魄儿，后来却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当了皇帝，不能不说是命运。而这位汉宣帝刘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正是由于他曾流落民间，深知民间疾苦，所以即位后能躬行节俭，多次下令节省开支。加上他为人聪明刚毅，高才好学，为政励精图治，史称“中兴”。

设立常平仓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仓廪体系是我国封建经济时代独特的财政制度，对于仓廪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有加。随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古代的仓廪制度建设也愈加完善，陆续出现了职能各异的仓库，如太仓、军仓、义仓、转运仓、正仓和常平仓。在《周礼》中就有如下记载：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种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兴。

所谓“司稼”，职能就是根据农业年成的丰歉，决定市场上粮食的价格，而设立这个官职的思想，似可看作是后世实行常平仓制度的前身，或者说自从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履行类似后来出现的常平仓职能的官吏，因此我们完全可推断当时执行常平仓职能的相应机构的存在。就一般职能来说，“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而《管子》、范蠡、李悝和桑弘羊也都曾经在各自的理论探索、经济活动或执政政策中提出、接受或贯彻直接产生常平仓经济思想的相应先行思想。

西汉汉宣帝五凤4年（公元前54年）“耿寿昌请于边郡皆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之名起于此也”。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常平仓”制度的正式设置，但其必然有得到一致公认的先行思想和措施。“常平仓”的基本作用就是稳定市场谷物价格，但也曾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然而这只应看作是“常平仓”基本职能的延伸。至于说“常平仓”是为了“保证国家有赋役对象”，似更可看作是常平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衍生职能。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音“敌”）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自西汉以来，我国“常平仓”制度时断时续并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代。然而由于历史因素或自然条件的影响，“常平仓”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作用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综观历史演变，作为我国长期实行的一种有效经济制度，常平仓起过较大作用，它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