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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科技成就辉煌（第1页）

汉王朝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它开创了很多个第一：它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出客观真实的历史典籍；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第一次有了关于地震的记录；第一次把佛教引入中国……

汉赋大家司马相如

天府之地，巴蜀灵秀。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

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这是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阿娇皇后写的赋，当时失宠的陈皇后住在长门宫中，终日郁郁寡欢。想起当年汉武帝刘彻对她说的金屋藏娇美言，更加伤心流涕。后来听说司马相如在作赋的功夫深刻，就奉一百斤黄金让司马相如为其写一篇出色的赋给汉武帝，以求能打动皇帝。司马相如挥笔而就的这篇《长门赋》，汉武帝看后很受感动，陈皇后复得亲幸。可见司马相如在汉赋上的厉害程度。

2-1司马相如

这还不算什么，说着“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的司马相如在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的《天子游猎赋》中淋漓展现着自己作赋的气概，用字四千余，以写天子游猎为重心，将宫殿囿园、山河林泽、鸟飞兽走、音乐歌舞、器物佩饰、酒宴风采等众多内容包罗在内，汉武盛世的社会昌盛、经济繁荣呼之欲出。读起来，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华民傲视天下的伟大自豪，扑面而来。也只有司马相如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我们后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汉时作家，大多十分佩服司马相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出生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担任太史令时候，距离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司马迁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在他的泱泱传记中，只有两篇是专为文学家列的传记：一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个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还可再作深一层次探讨：在贾谊的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他看作和屈原一样为国着想而不遇其君的文学家来尊敬和同情，所以贾谊和屈原写在了同一篇传记中，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鹏鸟赋》。而在司马相如的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四篇散文、三篇赋作，这就使得《司马相如列传》的内容大概是《贾生列传》的六倍之多。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以后的历代文学家，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而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

汉赋在历史上的武、宣、元、成帝时代，达到全盛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司马相如作赋二十九篇，在代表作《天子游猎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华丽的辞藻，用尽词语夸张歌颂，大肆描写宫殿场地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奢侈，最后以淫乐亡国、仁义必兴的讽谏作为结尾，形成“劝百讽一”的模式。就如司马迁认同的一样，这一时期也成就了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由“赋圣”二字可见，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最高成就者，以至于后来的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模仿他。这也造成了汉赋的缺点。

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点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提起司马相如，不可不提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那是中国人千年来谈论不疲的话题。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年间任的武骑常侍一职无法施展才华，所以他就与众多赋家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可惜不久梁孝王死，司马相如就投奔好友临邛县令王吉了。于是，在临邛上演了那场在民间传诵经久不衰的爱情故事。成都人甚至封司马相如为“情圣”，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以彰显其情感的伟大。

2-2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的确，司马相如有文人的天赋才华。他的辞赋曾经让汉武帝赞赏不已，将他误作古人，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的辞赋又让闺阁裙钗崇拜得五体投地，使得卓文君演出了“夜奔都亭”的千秋佳话，陈阿娇又演出了“千金买赋”的悲喜剧。司马相如有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自小“慕蔺相如之为人”而取名为相如，可以看出其有不小的志愿。在从政的生涯中，他的确有灿然留名的政绩。他对西南夷地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天子以为然”，乃拜“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而他又有一种文人式的超脱，“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迁写《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夏阳人，因为直言评价汉武帝而遭受寓刑，后来忍辱负重，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史家巨著--《史记》。

司马迁（前145一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读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经常提一些大人们也回答不了的问题。他20岁那年，司马迁为了更多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回到长安后，他做了郎中。郎中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的门户，管理宫中的车马，经常随从皇帝出行。他多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使得他深入了解了那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2-3司马迁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国家历史记载的官吏。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同制定了在当时比较先进和科学的“太初历”。他从小就有编写历史的志向，就在“太初历”制定完毕的那一年，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带兵出征匈奴，他是李广的孙子，武艺高强，继承了爷爷骑射的本领，他爱兵如子，深受汉武帝的器重，被封为都尉。

李陵率领五千精兵良将策应主帅抗击匈奴。李陵挥师南还时，不幸与3万多匈奴骑兵相遇，一路围堵，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匈奴。匈奴见他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就劝他投降，他觉得兵败，没有脸面再见皇帝，无奈之中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飞一样传到长安，汉武帝愤怒到了极点，满朝的文武官员一改往日称赞李陵英勇的常态，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于是说：“李陵只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劳。在救兵无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冲锋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陷于败军之中，而他对匈奴所造成的杀伤力，也足以显赫于世了。他现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边，一定是想寻找最佳的机会来报答汉室，来取得更非凡的功业。”

他说的是真话。他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所以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说真话，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为这次说真话，他将武帝触怒了，司马迁被施以腐刑。同样，在历史的轨迹里，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欧洲，布鲁诺因为说真话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志新因为说真话被割断喉管而后枪决。

历史专家指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普遍存在，而且也是长久存在的。他们说，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此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是没有关系的，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手中的条文编撰一件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他没有违背的权利。即使是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也是不能自保的。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大功臣，大权在握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刀枪武器预谋叛乱，周亚夫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解释说那些只是为死人预备的用具，审判官何尝不知道那些葬器的作用，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事情的结果也就是周亚夫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迁在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后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天汉二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这场飞来横祸。

浩浩千年历史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沉悲观无望至绝望，要么图强奋发努力流名后世。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为后世列举了数十种受辱的形式，最严重的就是自己遭受的腐刑。受过这种侮辱的人，一般是没有脸面继续存活在这个世上了，但他身受腐刑却选择了活下来，把自己对现实的一切想法，融入对历史的深深思考之中。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发奋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整整十六年，他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当《史记》写完之后，汉武帝怕他在里面说自己坏话，命人把《史记》搬到自己的寝宫查阅。由于里面真实地写了很多关于汉武帝的事情，并且客观地评价了他的功过是非，让他勃然大怒。汉武帝把司马迁招到宫中，一顿训斥，令他重新写里面有关评价自己的事，但司马迁拒绝了。他对于自己如实记录历史的做法没有一点更改之意，并且说：“自己写《史记》不是为了给统治者看，而是为了给后人看！”一气之下，汉武帝说如果你不修改，我就让你的书永远见不到天日，一把火把它烧了。但司马迁的态度很冷静，说：“书我已经写完了，陛下怎么处理，是陛下的事，我的愿望已经完成，至于后人能不能看到，全看陛下怎么处理。”对于他这种死也不肯低头的人，汉武帝没有办法。据说，汉武帝年老之后下诏自谴，和这次谈话有重要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史官，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坚持真理，客观记述史实的精神，至今令我们佩服。司马迁没有虚伪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如实地记录并且评价了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对汉武帝的缺点，他也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惟《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留传下来。

2-4司马迁墓祠

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谱写出文字之歌，遂成《史记》。时至今日，那最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史记》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确实，《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的“正史”修辑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各朝各代正史，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识形态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吏。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独辟蹊径，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班氏兄妹写《汉书》

在汉朝时期，除了司马迁写的《史记》以外，还有另外一本史书也非常出名，它就是由班氏家族写的《汉书》。

由于《史记》是由司马迁所写，而他在汉武帝末年去世，所以这部书的记事截至汉武帝太初年间。

当时著名的史学家班彪一直想续写西汉的历史，为此还通过很多途径收集了很多前朝轶事和档案资料。后来，他经过整理，写出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续补了西汉从汉武帝开始到以后所缺少的部分，这就是《汉书》的前身。班彪去世后，由长子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继续编写，也就是现在的《汉书》。

班固（32-92），他是东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东北）人。在父亲的调教下，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他的贡献除了写《汉书》以外，也为汉赋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经过二十余年的精心编写，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使《汉书》初步成形。在书中他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以每个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罗列于相关的政区之下，来阐释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差甚远。

2-5班固

班固之所以有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是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二百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制并完善了一套郡县二级行政区域。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