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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平盛世文明强大第一章 文武雄健的政权（第1页）

汉武帝刘彻在位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汉武帝成功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综观武帝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这位睿智君主，不失时机地实行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使得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

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

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治。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发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权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在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首先，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这样，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与郡相当，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随后，因淮南王刘安和衙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又制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犯罪的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税食税，不与政事”，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经过一系列打击，诸侯王、列侯王的势力大大衰落。

其次，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1-1汉朝疆域图

此外，汉武帝还采取迁移郡国豪富，惩治地方豪侠的措施。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举贤良，明教化

汉朝在汉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汉武帝登基后不久，就下诏举贤。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汉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阅卷、面试，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建元元年五月，汉武帝诏贤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查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荐举时如果侧重在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察举制度初行时，有些郡国实行不力，汉武帝又下诏督责。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为西汉王朝的强盛提供了根本保障。

《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记！”

这其中公孙弘放过猪，早年时没有什么显赫地位。东方朔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李延年则出身倡家，地位更低。关于张骞，早期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应该不是显赫之家，否则不会没有记录。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金日碑甚至是匈奴人。再比如光武帝时的邓禹、贾复、吴汉等，都是提拔于民间。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的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建元元年，武帝下诏说：“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提出在乡间和朝廷遵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汉武帝又将明教化与举贤良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标准荐举的人才，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为了切实达到“明教化”，汉武帝还采取了兴太学，郡国学等具体措施。

所谓太学，就是国立大学，全国仅此一所，有点像今天的中科院与社科院。按照钱穆的观点看，太学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汉武帝之前，郎官来自两千石官的官家子弟，按照老规矩，他们一般得照例请求，然后才能将子女送进皇宫当侍卫。作为候选接班人，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入党积极分子差不多。皇帝要考察你，等到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后，然后政府需要人，就从这些预备的人里选。汉武帝之后，这种实际只在权贵中流行的选拔方式，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彰儒学之影响，改革选拔制度，从天下求贤良。于是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进行考试，吸引了许多民间知识分子，这些人不是贵族子弟。而汉朝开国时，高帝刘邦用人有术，很多官员全是自民问而异军突起，是因为当时刚建国，特殊情况决定，与刚才说的不同，需另当别论。

2-2汉朝的选举制度

钱穆先生概括说汉代的选举是“乡举里选”。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认为这种选拔大约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新皇帝上台，需要用人，以昭天下，求贤以用。另外一种是灾难之后，皇帝罪己，于是公开选拔人才，以补己过。还有一种，是在民间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将选拔出来的人任以官职。这种制度就叫“察举”。它起于汉初，汉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这个时候选举制度遂成。汉武帝曾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是为明证。

到了汉和帝时，举孝廉则改按人口比例来安排。史书上说是每二十万人一年内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两年举荐一人；不足十万者三年举荐一人。到了汉顺帝时，又多了条规矩，规定凡是被举荐孝廉者必须年满四十岁。这个时候就比较成熟了。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日渐严格，被举荐者如发现不合标准，要承担责任，或被贬秩，或被免官。当然制度也并不是绝对完美，到东汉的时候，逐渐生出腐败来。

不过总的说来，由于汉朝选拔制度的制定，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选拔办法。从民间优选人才，打破了贵族垄断的局面，使得贫穷的读书人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皇帝把人才选拔出来之后，放在皇帝周围进行考察。然后等用人的时候，这些人就有用武之地。又因为地方上人才需求比较大，所以选拔的人才很多被下放到地方。这样一来，通过几次转折，这些人的为官水平，就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如果在地方做得比较好，有可能又被调回中央，而做得不好的则可能被贬到地方。

所以，汉朝以来，那种血统及身世决定论，就没有市场了，变成了真正的“学而优则仕”。于是重心从贵族、从血统上移植到了读书人这个载体上，某种程度上放宽了选拔的范围，为缓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矛盾，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缺口。今天看来，这也是平衡一种极端的折中办法，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另外设立大学，也延续了人才的更替，使得官方不用在紧急时候才访天下名士，而是在平时，就源源不断地从地方上吸纳贤良，可以说开储备人才之先河，也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总而言之，汉朝把大气象都占尽了，有好皇帝，又有强人为之建立好制度。所以汉王朝才破先秦之暮色，开新汉之朝风。其人才之胜，用才之准，为后世人杰所盛赞。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为了统一封建思想，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董仲舒是汉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习儒家经典，精研《春秋公羊》，造诣很深，为时人所称道。正因为此，于是门徒云集，遂得“汉代孔子”之称号，可见当时名气之大。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连连给汉武帝上了三篇奏章，叫《天人三策》。提出了他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概括如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这三策里畅言时事，纵论古今。《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他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采绚丽而不浮夸，真可谓文采华丽，辞理严正，深得少年天子喜爱。

1-3董仲舒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八个字，内有乾坤。先肯定君权是神授予的，告示天下皇权之不可侵犯和无所不能。但是又以天象示警，就是说灾难或者不正常的天象实际是上天在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班固在汉书中有叙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理论有他一定的好处，就是使得大臣们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利用灾相天变来劝解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主是应该受上天约束的，不能为所欲为，可以说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里比较进步的一面。这种理论很明显，对制约皇权是有作用的，也使得儒生有了参政议政的最佳理由，对治理国家来说有利。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凡是帝王，或者想推翻帝王统治的人，总是会弄出点“天相”出来，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在鱼肚子里放“大楚兴，陈胜王”的纸条，像后来各种起义很多都会整出点事情来，借助天的名义来做事情。可以说这种潜意识自古以来就有，董仲舒将之条理化，并把它明白地抽象成了理论。

事实上这种理论是很有用的。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后世帝王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应该就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的思想在董仲舒作品《春秋繁露》中多有介绍。董仲舒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的社会。大一统可以说是他所述《春秋繁露》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实际上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就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根本特征的思想统一。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直至现在。非常有意思的是汉朝的董仲舒和秦朝的李斯同样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但后者以焚书坑儒来统治文化，而董仲舒则以文化来统治文化。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者流弊皆深，但是很明显，董仲舒要“技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