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保卫科事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荆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贰!傲煜巫髡摺庇质峭鹾槲模?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贰?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