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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祝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

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炮轰工作队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