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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抉择（第2页）

最惨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为“南混”。他们有品级、有职务，就是没事可干，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顶着日头来，泡杯龙井茶品着，跟同僚扯闲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楼狮子头做得好吃，谁家妹子曲子弹得不错，或者索性待在家蒙头大睡，夕阳西下再起床。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权力的反差太强烈，收入极其有限，又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不被穷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诚说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聊，所以他们属于“没事憋屈型”。

南京的同志们幸福吗？不怕被扔鸡蛋、扔皮鞋的，尽管去问！

不达圣意者到南京去！韬光养晦者到南京去！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从朱棣开始，这三大口号一直延续到北京沦陷。两百年来，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成了官场失意者、潜伏者和愤青的“乐园”。

朱棣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创建的“乐园”，竟然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明朝唯一的首都，肩负“复国”的重任！

一个轮回，南京是否能再续朱元璋时代的辉煌？实在不济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搞个“划江而治”吧？

谁来当皇帝

虽然“复国”有点异想天开，但占据半壁江山绝非痴心妄想，毕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

当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获，标志着北宋覆灭，康王赵构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凭借富庶的东南一隅，与金朝形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尽管后来两方都被更北面的蒙古所灭，但南宋无疑是这场对峙的赢家，因为它撑得最久。

跟宋朝相比，明朝的条件简直就是天神眷顾，有利的条件多了去了。

其一，南京有现成的中央机构，“南混”替“北漂”，这当然得益于朱棣。

有这样“前无古人”的行政构造，别说首都沦陷，就是“北漂”全部死光也无关紧要，“南混”顶上就是。南京的六部两院早就挤得满满当当，尚书、侍郎、给事中、都御史、司礼太监一个不少，根本没必要“小范围酝酿”再开会表决，“南混”摇身一变成“南漂”，连任命文件都省了，人家以前就是！

有人担心，“南混”都是从官场斗争中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否能力挽狂澜呢？其实，从上一节那三条遴选的标准来看，“北漂”的那部分更不是什么好鸟，反而在“南混”的行列中，不乏因不畏权贵而身遭贬谪的忠勇之士。

其二，守边的“流贼”自顾不暇，短期内不会南下。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相当于代替明朝“守边”，将直接面对东北清军的军事威胁。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后，李自成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大部分留在陕西、山西一带，只有一小部分驻防北京外围，并没有向山海关一带投入一兵一卒。

李自成无限信任吴三桂，但吴三桂对李自成大肆拷掠明朝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满。如果不能及时地联合官绅阶层，对“农民起义”进行“封建化改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站不稳的。在吴三桂看来，李自成这个造反者太不专业，跟他混迟早要倒霉！

举足轻重的吴三桂摇摆不定，而蠢蠢欲动的清军直接牵制着大顺军向南征讨的步伐。顺、清两大政权必然在北方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南方的政权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待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形成比较稳固的南北对峙局面。

其三，江南经济平稳，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以苏浙为龙头的江南一带，历来就是明朝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源。即便是“流贼”遍地之时，苏浙也基本上未受战火洗礼，除了税赋加重，偶尔有些“乱民”闹事以外，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

李自成在黄河流域活动，目标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贼”张献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扬镳，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的部队在郧县被明军总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于次年被“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次反水，并将目标锁定在西面的四川，后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此时，镇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张献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顺江东下，因此整个江南还是比较“干净”的。

毫不夸张地说，南明相对于南宋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南宋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坚持了十几年！

历史太会开玩笑了，整整相差一个数量级！既然有诸多优越的先天条件，南明为什么如此不给力呢？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两院也绝非形同虚设，江南的财富当然是货真价实，但似乎还缺少一点儿什么。

恰恰是缺少的这么一点儿却足以致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个人——皇帝。

晕！这算哪门子的致命？找个皇帝还不简单？朱由检死了，不是还有儿子吗？

——很遗憾，朱由检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里，莫非请他亲自率兵护送南下？

那就从朱由检往上查家谱，不是还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吗？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