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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后续发展（第1页）

现在，我的人生进入一个令我非常沮丧且处境艰难的阶段，如果可以选择，就算时间再短，我也不愿这样（但老实讲，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接受审讯的事我都不太记得，更别说我被逮捕的情况了，但这很奇怪，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在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不幸的是，所谓“这件事”就是把导致我人生毁灭的所有事情说出来），非常警觉，几乎是很痛苦。我记得自己环顾四周，在我眼里，所有东西的颜色与形状都变得很清晰，色调与轮廓鲜明，整个世界让我有一种压迫感，因为颜色超乎必要地鲜艳刺眼，一切物体看起来是如此奇怪，声音尖锐刺耳。有时我必须把眼镜摘下来，让世界暂时变得稍微模糊温和，不要如此真实而无情。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警局审讯室等待的情况。那个空间平淡无奇（不管是砖墙、地板，还是表面有一条条丝线般银色线条的铝桌，全是一片沉闷的灰扑扑），但我有一种被压迫感，好像眼前灰色的东西全化为一道道大浪，就快要把我卷进去了。

所以，面对那些针对我的指控、调查、文章，还有后来的审判，我能说什么？卫生研究院让我留职停薪（院方向我保证他们会全力支持我），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也登了一些匿名的研究院人员的说辞，面对这些，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同样让我无话可说的是，政府把还住在我家的孩子都带走了，我也不能与维克多联络，等到我出现在他的宿舍房间（我只想跟他谈一谈，先前他都不回我电话或回信），即便我有权利跟他讲话，却还是会像罪犯一样遭到逮捕。我付了钱，让他有地方住，他却躲在里头笑我，而且当初他能来美国，还不是花我的钱？

上述所有的事情是如此可怕、令人难以忍受，但最糟的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权利很快被剥夺了（每天都有人背叛我、羞辱我、唾骂我），而是我发现这件事居然都是欧文在背后作怪：某晚维克多打电话给他后，劝维克多直接找警方谈的人就是他，帮忙找律师的是他，后来我没办法帮维克多付大学学费时，出钱的也是他。他是我的双胞胎弟弟，我最忠实的同伴，却选择了支持一个孩子，而不是我。当时我想不通这件事，现在还是想不通。

整件事还有许多细节。维克多先和欧文的男友薛西斯成了朋友（我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一个成年男子和男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可疑吗？），薛西斯再把维克多的指控转述给欧文，并让欧文相信维克多说的句句属实。我会获知这些零星消息（有些对我没有帮助，有些则让我沮丧），是因为少数几个孩子决定相信我这个多年来出钱并养育他们的人，而非维克多。他们的忠诚当然令我高兴，但是人数太少（远比我设想或预期的少），而且有时一想到我该感激他们，他们分内的事居然变成一种义举，我就忍不住义愤填膺。

不过，到最后我怪罪的人并非薛西斯，而是欧文。被提讯后，我与他最后一次对话，我问他：“你到底是谁？”之后，审判程序开始，我们再也不曾交谈。

他不满地说：“那你又是谁？”然后挂断了电话。

那真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之一。那天，我在屋里随意翻找东西来砸来摔，也想找个人乱踢乱踹。当时我被软禁在自己家里，讽刺的是，我偶然胡思乱想的事情居然成真了：屋子里没有任何小孩，一片寂静，他们的东西、气味与噪音都不见了，只剩不时会看到的玩具或衣物（例如，被我误认为一块巧克力的骨牌，或是一只边缘脱线、脚跟破掉的袜子），都是州政府人员急着把他们带走时留下来的。几十年来，我家浴室的排水孔第一次不会被孩子的头发塞住，窗户玻璃也不会留下油腻的小孩手印。我总觉得我家隐约之间总是在震动，好像屋子下方岩盘深处有一列幽灵列车在绕圈圈。孩子们走了之后，我才发现之所以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有太多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不管是吉他声接上扩音器的喇叭声，从上层床铺跳到只铺薄薄一层地毯的地板的撞击声，还是男孩们早上走到洗手间的打闹推挤声，都会让我感受到那种震动。我心想，可怜的房子啊！偶尔我发现自己会轻轻拍打屋内的白色门框，像在拍马的鼻子，动作又轻又慢，希望能发挥安抚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信自己不会有事。我当然不认为自己坐牢的概率很高。因为我的孩子们都还活得好好的，这不就证明了我没有对他们做不该做的事？后来，审判期间，律师们曾向陪审团出示一张家庭合照，其中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的脸被刻意弄糊，即便如此，还是看得出他们穿着得体，身后的草坪一片鲜绿，在草坪的对比下，他们的皮肤像光滑的黑檀木充满光泽。其中一个脸被遮住的孩子，我想应该是年纪很小的女孩葛蕾丝，她拿着一根棒冰，张开手臂，显然很高兴，棒冰的汁液往下流，在她的手腕内侧留下鲜红色痕迹。我真希望领养每个小孩时，都把他们的状况记录下来，当年他们都像狗一样枯瘦，皮肤有如砾石般灰白，从没想过自己能摆出那么无忧无虑的姿势，也不知道自己会任由一支棒冰融化，因为冰箱里总有更多棒冰可以拿出来吃。我常常想起维克多和他那特别悲惨的状况，夜里每当我睡不着，听着电冰箱压缩机念经般的嗡嗡鸣响时，我总是想：如果我不多管闲事，转身离开那个男人，直接上飞机，让维克多留在岛上继续那可悲的生活，我的人生不知道会怎样？

结果，我当然失算了。我以为我的宽宏大量一定能引起世人的共鸣，但是那些作为终究不具意义——至少在面对那些指控时，我的诺贝尔奖简直像保龄球赛赢得的塑料奖杯，没有太大意义。

我和欧文见了最后一面。那一天，维克多出庭证实检方对我的种种指控。当时法庭里鸦雀无声，我看着他走上证人席，即使身陷那样的处境，我还是隐约感到一种近似骄傲的情绪：这个精瘦俊美的男孩是谁？他穿着一套我没看过的西装，后来我想到那一定是欧文买给他的。他坐在座位上时，我可以看到他左手腕戴着我送他的手表。片刻间，我认为那或许是个征兆：照理说，他不会不假思索就把手表戴上？感受到手表的重量，他难道不会想到我，不会想到自己的作为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维克多的表现的确好极了。他讲话时，答案简洁明白，声音低沉，眼睛也一直看着检察官，看得出来我把他养得很好。曾经他跟一只畜生没两样，但是我把他社会化了，我教会他正确的行为举止，也帮他培养能把我毁掉的一切能力。退席后，他朝我看过来，笑了一下，那甜美的微笑露出了昂贵的牙齿，当我还在思考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是在看我，而是看着后面。转身一看，我才发现他对我身后几米外旁听席里的欧文微笑。身边坐着薛西斯的欧文也笑着回应他，看起来像个白痴或共谋者，然后他的眼光飘到我身上。在他还来不及反应、变成怒目而视的表情前，我看到了他的微笑，我过去的愉悦映照在他脸上，仿佛可以看到以前我有多快乐。

当晚，律师来找我，劝我更换证词，但我不愿意。

我跟他解释那为什么不公平，而且非常不公平。之后他对我说：“那些我都听不进去。”然后他顿了一下，用更温和的声音说，“诺顿，陪审团也听不进去。我劝你更换证词。”

但我没照做，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曾有许多人跟我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刑期很短，又被关在这座监狱的隔离囚房，而且狱方对我的处置算是“比较好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奇迹似的获准进入名校就读的愚蠢学生，每时每刻都有人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有多走运。

如今，我的刑期即将结束。比较乐观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这里将成为另一个我待过又离开的地方：林登镇、哈密尔顿学院、哈佛医学院、斯坦福大学、国家卫生研究院，还有我在贝塞斯达的家。但是清醒一点的时候，我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有我想去，也获准进入的地方（林登镇除外），都是我研究之后选择的，进去后我总是能设法取得我需要的一切，好前往下个目的地。这些地方都是我梦寐以求的，等到我准备好离开，就会离开。

这个地方却刚好相反：我被迫来到这里，能够离开，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待够了。

我认为自己向来很幸运，因为我做过一些非常精彩的白日梦。年轻时，我曾把这个想法告诉欧文，他说我的梦总是很夸张，不太可能实现，而且过于美妙，因为我清醒时根本不会那样想。他说，没有人可以不靠幻想活下去，而我会有那些美梦，是因为我平常太过刻板生硬，美梦可以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当然，他的话有一半是在开玩笑，但也是认真的，接着我们争执起来，但吵得不凶，只是讲求严格知识的科学家和喜欢放纵自己的诗人彼此看不顺眼罢了。

来到这里以后，我已经没有梦想了。每当我渴求梦想，需要孔雀般的华丽梦想来填满我清醒的时刻，梦想总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了梦想后，我常神游到伊伏伊伏岛，而且奇怪的是，那是跟监狱最像的地方。我当然不是说两者的外貌相似，而是两者都如此无情，把我给困住了：我是否待得够久，都是由它们决定。而在此刻，时机显然未到。

所以，白天时我会把过去的情景像放电影那样拿出来回味：我看到柔和的天色中，皮毛闪闪发亮，好像被星辰照射的雾阿卡，也看到桃粉色的玛纳玛果。我看到火堆在一只焦黑的动物下方燃烧，它的皮肤烧到裂开，出现许多锯齿状裂痕。我也看到宛如龙卷风的群鸟在一棵卡纳瓦树上方发出刺耳的尖叫，一只欧帕伊伏艾克把头伸出湖面。我看见那个男孩，他的双手宛如暗夜中的花朵那样明亮，抚摩着我的胸膛，仿佛想把我的悲伤洗掉，好像悲伤是附着在我身上的污垢。我当然也看到了塔伦特，他仍在树林里行走，动作跟树懒一样无声无息，金黄与棕色夹杂的长发披在背后。我总是尽力撑到熄灯，到夜晚来临才睡觉，但有时我还是忍不住在白天打瞌睡，想象自己跟他并肩行走。在那些时候，我未曾离开伊伏伊伏岛，我们是在岛上四处闲晃的伴侣。即使是小岛，它还是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好像我们可以在岛上的森林与山丘行走几百年，也走不到边境。我们的头顶是太阳，四周被海洋包围，但我们看不见太阳与海洋。举目所及，全是树木与苔藓、猿猴与花卉，还有一条条藤蔓和布满刮痕的树干。岛上有个能让我们休息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可以并肩躺下，知道我们再也不用睁眼看这个世界。但是在我们发现那里之前，必须不断寻找，我们只是两个在地景上移动的人影。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生生灭灭，星辰自燃，慢慢化为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