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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3 家乡（第1页）

往回看去，威尔死后的九个月里我一直是恍恍惚惚的。我说走就走地去了巴黎，待在那儿不回家。自由令我头昏目眩，威尔在我心中搅起的对开拓新生活的向往也让我头脑发热。我在一家外国人常去的酒吧找了份工作，他们不介意我蹩脚的法语。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法语竟然越说越好了。我在16街一家中东餐馆楼上租了间小阁楼，彻夜难眠时，就躺在床上听那些夜猫子酒鬼的号叫声与清晨送报纸的声响。

最初的几个月，我的心像褪了一层皮，那原本遮挡一切的薄布缓缓降下，露出世界过于清晰的样貌。我敏感地回应着周遭，有时大哭，有时大笑。我品尝陌生的食物，穿行于陌生的街道，使用非母语与别人交谈。威尔的幽灵如影随形，眼前的一切仿佛都是借助他的眼睛看到的，耳畔时常响起他的声音。

“你觉得那个怎么样，克拉克？

“我说过，你会喜欢这个的。”

“吃下去，试试嘛，来啊！”

没有了威尔，没有了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我感到茫然无措。我用了好几周，才慢慢接受每天不与他的身体接触的事实。没有了威尔，我的这双手简直毫无用处。从前，我每天都会帮他扣好柔软的衬衫，为他轻轻擦洗那双温暖的手，抚摸他顺滑的头发。我想念威尔的声音，想念他突然的大笑（要让他笑很不容易），想念手指在他唇上的触感，想念他要入睡时眼睑下垂的样子。

那时，母亲被我的所作所为吓坏了。她告诉我，虽然她依然爱我，却没法把这个露易莎和她一手养大的女儿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失去深爱的男人的同时，某种程度上，我也失去了家人。人生的所有关联几乎被齐刷刷斩断，我无声息地漂流于世间，孤孤单单漂向某个未知的明天。

因此，我为自己“演绎”了一种新生活。我与其他旅行者随意交着朋友，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之中不乏“间隔年”外出旅行的青年学子，追寻文学作品中的英雄足迹、下决心再也不回中西部的美国文青，年轻的“高富帅”银行家，以及走马观花一日游的观光客……酒吧里总有些新面孔，人们来去匆匆，妄图逃离另一种生活。我微笑，我闲聊，我工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威尔的心愿，至少，这会让他感到欣慰。

严冬终于远去，迎来盎然的春天。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某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再无留恋。至少，巴黎再也不足以留住我。那些外国人的故事听上去千篇一律，令我疲倦；巴黎人似乎不太友好，一天之中，我多次感到自己与此地格格不入。这座城市依旧引人瞩目，然而，它就像一件被我匆匆买下的高级定制服装，虽然外表光鲜华丽，却终究不适合我。我递交了辞呈，开始环游欧洲。

然后，便是人生中最手足无措的两个月。我几乎总是孤身独行；我讨厌每天晚上不知道去哪里过夜的感觉；我时刻都在担心赶不上火车，还有换钱的事情。我无法信任偶遇的陌生人，因此很难交到朋友。而且，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有人问起，我也只能草草地介绍两句。那些重要事件和有趣经历，我不可能与任何人分享。

身边既然缺少可以交谈的同伴，沿途的所见所闻便统统失去了意义，不论抵达许愿泉还是阿姆斯特丹运河，只不过是在重要景点的清单上打了个勾而已。最后一周，我一直待在希腊的海滩上。这里让我想起不久前与威尔去过的海滩。我整日坐在一堆沙子上，总有些晒成古铜色的男人找我搭讪，他们似乎都叫“德米特里”。我冷冷地拒绝了所有人，然后努力说服自己，我是在享受愉快的人生。最终，我放弃了努力，返回巴黎。我终于明白，除了巴黎，自己无处可去。

我在酒吧一个女同事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星期，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打算。我记起之前曾与威尔谈过事业发展的话题，便写信给几个大学，询问能否去上时装课。然而，由于我拿不出可供展示的作品，所以无一例外地，他们均礼貌回绝了我。威尔离开后，我本来已经申请到了一门大学课程，却由于未办理延期，校方转给了别人。学校行政部门表示明年我还可以重新申请，但听他的语气，显然觉得我不会。

到求职网站上搜索一番后，我沮丧地发现，哪怕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依然不够格做那些感兴趣的工作。正当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威尔的律师麦克·劳雷尔先生打来电话，说是时候处理威尔留下的财产了。一个如此完美的逃避借口，而我恰恰需要它。

麦克·劳雷尔先生帮我谈下了伦敦金融城边上一套贵得令人咋舌的两房公寓。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威尔曾经谈起附近街角的一个酒吧，让我感觉住在这儿离他更近了。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做了简单的装修。六个星期后，我回到英国，在三叶草酒吧找了份工作，和一个叫菲尔的男人发生了一夜情（当然我不会再见他了）。然后，我便一直等，等着看还会不会有活着的感觉。

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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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没怎么出门。我全身酸痛，动一动就累。相比之下，躺在床上，累了就眯一会儿，要容易得多。吃着止痛药，我告诉自己，身体康复是最重要的。令我意外的是，在这个家里，我的心渐渐放松了下来。离开十八个月，我第一次连续睡了四个小时。在这间小卧室里，我伸出手就能触到墙壁。

母亲喂我吃饭，外祖父一直陪着我（特丽娜带着托马斯回学校去了），白天我经常看电视，贷款公司和电梯公司的广告多得惊人，似乎永不休止。我在国外只待了一年，发现电视上竟冒出这么多陌生的二线明星。

窝在家里，就像窝在一个小小的茧中。当然，人生的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家里的平静相当微妙，对于可能打破这种平静的话题，我们全都闭口不提。白天，我大量阅读花边新闻，晚饭时说起“那个谁谁谁闹得挺大的，哈？”父母亲往往过于热情地接过话头，评论这个明星有多不检点，说她发型还不错，或是她混得挺好之类的。

我们讨论《鉴宝》节目（我一直在想，你妈妈那个维多利亚风的花盆能值多少钱……又旧又难看），还讨论《乡村梦想家》（那个浴室啊，给狗洗澡都不配。）。每天，除了吃饭、穿衣服、刷牙之外，我什么都不想，除了偶尔完成母亲布置的小任务（亲爱的，我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要洗的衣服挑出来，白色和有色的分开洗。）。

然而，外面的世界如鬼祟的潮水，终将强硬而镇定地侵入屋中的天地。

我听到母亲出去晾衣服时，邻居们在问东问西：“你们露露回家了，是吧？”母亲总是千篇一律地简单回答：“是啊，回家了。”我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避开家中所有看得见城堡的房间。但我心里明白，城堡就在那里，有人在里面生活，而他们与威尔有关。我有点好奇他们过得怎么样。在巴黎的时候，有人转交我一封特雷纳太太的来信。在信上，她郑重感谢我为她儿子所做的一切。“我明白，你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也只有这么一封信而已。威尔的整个家庭忽然之间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仿佛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幽灵般的残迹。

如今，我回到了家，每到傍晚时分，家所在的街道总有几小时笼罩在城堡的阴影之下，像是对我无声的谴责。

在家待了整整两个星期后，我意识到父母不再参加之前常去的俱乐部活动了。“今天不是周二吗？”第三周，我们围坐在饭桌前，我问道，“你们应该出门吧？”

他们两人互望了一眼。“啊，不，我们在家就挺好。”父亲边说边嚼着一块猪排。

“我自己在家没事的。说实话，”我对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好多了。看电视挺有意思的。”我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心思，希望独自待在家中。不过，回家以后，我几乎从未独自待着超过半小时。“真的，出门去开开心吧。别管我。”

“我们……我们不怎么去俱乐部了。”母亲边说边切开一块土豆。

“那些人……太喜欢嚼舌头了。议论以前的事。”父亲耸耸肩，“说到底，还是眼不见心不烦比较好。”然后，饭桌上一片沉默，持续了整整六分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直观的东西提醒着我原本已被抛诸脑后的人生，这些“东西”穿着用特殊吸汗材料做的紧身运动裤。

帕特里克晨跑时已经从我家门前经过好几次了，直到第四天早上我才反应过来，这肯定不是巧合。其实第一天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当时我只是无力地靠着窗户，透过窗帘往外看。他在门外拉筋，跟一个梳着马尾辫的金发女孩聊天。女孩穿一套蓝色莱卡，衣服紧得我都能看出她早饭吃了什么。两人的行头如此专业，看上去，如果再来上一辆有舵雪橇，两人没准就能参加奥运会滑雪比赛了。

我慌忙从窗户那里退后，免得帕特里克一抬头看见我。一分钟后，他俩已经离开了。两人径直沿着这条路慢跑下去，背后的蝴蝶骨不断耸动着，双腿交替弹跳，像一对蓝绿色的拉车的马儿，皮毛光滑。

第二天，我正在穿衣服，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帕特里克正大声谈论着保持耐力的“肝糖超补法”；女孩则朝我们家投来怀疑的一瞥，仿佛在想，为什么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下。

第三天，他们到的时候，我正与外祖父待在前厅。“我们应该练习一下冲刺，”帕特里特声音很大，“这么着吧，你跑到第三根路灯那儿，再跑回来，我给你计时。两分钟的路程。开始！”

外祖父颇有深意地转了转眼珠子。

“自从我回来他一直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