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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平盛世文明强大第一章 文武雄健的政权（第2页）

1-4董仲舒文集

董仲舒提出思想之后，还积极推行。他建议设立学校，来宣扬儒家的那套文化。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尤其是改革选拔制度这一条，实际上作用至关重要。汉武帝时人才济济，与武帝的知人善用有关系，但是选拔制度也是汉武帝时人才云集的一个重要保证。

董仲舒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后人对其颇有微词，庞忠甲从政治上否定，干脆认为历史上的伪儒首席大师就是董仲舒。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

其实学术界对其争论的焦点还不在政治上的贡献，而在于其对文化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先秦时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了，文化开始变得单一。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之后，部分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思想家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国台湾柏杨先生就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国民党爱国元老于右任老先生读完《史记》后甚至写出这样的诗来：“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改革经济管理，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元狩四年（前119）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更钱造币。更钱造币最初是汉文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当时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边缘绣有花纹，值钱40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为圆形，有龙形图案，面值3千钱；方形，有马形图案，面值5百钱；椭圆形，有龟形图案，面值3百钱。三铢钱，次年改铸五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办铜）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相符，工艺高超，仿造极难，而且主要的铸钱原料--铜为国家垄断，私铸者无利可图。五铢钱通行天下，其他钱币一律废止。自此，铸造钱币也为国家专有了。

1-5汉朝钱币

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这样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

均输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繁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算缗与告缗是汉武帝制定的税收制度。算缗是汉代所行的税法之一，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征的赋税。课税对象为商品或资产，“缗钱”为计税单位。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

武以安邦，巩固万里边疆

汉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

首先，对匈奴的征战。至汉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其次，加强西域各国的交流。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包括中亚乃至更远的许多地方），称作西域。汉武帝时，西域有36国，以后分为50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沿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外。武帝听说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建元三年便派张骞率100多人向西域进发。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扣留10余年。后设法逃去，至月氏，月氏已“无报胡之心”。张骞岁余而还。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张骞这次通使，亲到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6个大国，历时10余年，介绍了汉朝情况，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了乌孙国，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交往的时代。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1000余公里，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出重大作用。

1-6张骞出使西域

第三，妥善处理与西南夷、东瓯、南越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秦时，巴蜀与邛、筰、冉、駹已有交往。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建立犍为郡。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邛、筰，新设置10余县，属蜀。元鼎六年（111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今贵州黄平西），汉兵以邛都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鹅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中原先进文化向边疆地区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汉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粤）。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王发兵攻东瓯（东海王所都，今浙江永嘉），汉武帝遣庄众发会稽兵浮海相救，救兵没到越兵就退了。于是，东越请举国徙中原，迁四万余人到江、淮间。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攻打东越，汉武帝发兵救助，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余善被立为东越王。后余善又与南越勾结，被越繇王居股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户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鉏、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武帝还因朝鲜王卫右渠袭杀汉辽东东部都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卫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杀。汉朝廷在卫氏统治区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帝王。